第8部分(第2/3 页)

想从枪声中寻找林道静时，他被一颗子弹吓回了图书馆。也许是丑化，也许是事实，反正，那样的生活不是余永泽想要的，他最后用更古老的逻辑解释眼前他所不明白的一切：“女人，天下的祸水！……”

据张中行交代，他和杨沫的结合是属于他归纳的“不可忍”那一类，“不可忍”的特征有四：一、一方，甚至双方，想，或已决定，另筑新巢；二、道德修养方面有大分歧；三、政见有大分歧；四、生活习惯有大分歧。张中行说他和杨沫除了道德修养方面外，其他三方面都“宜于分”。那么两人之间，除了进步与落后外，应该还有别的纷争。但按照张中行、余永泽的爱情逻辑，分手以后也是不作兴讲对方坏话的，抒发一下怀恋之情才是“情之正”，所以有了《沙滩的住》末尾叙述走过大丰公寓（张中行和杨沫初见的地点）时的心情，似乎是对那段革命时期的爱情的一个总结：

屋内是看不见了！门外的大槐树依然繁茂，不知为什么，见到它就不由得暗诵《世说新语》中桓大司马（温）的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关于巴金的随想录

“随想录”（或随感录）是个好名字。

帕斯卡尔用它来展示如何做一根会思想的芦苇。陈独秀和鲁迅用它来反击无所不在的黑暗传统。巴金用它来说出一些令人惊异的真话。

它们的共同属性：来自思想的深处，说出一些很明确，却为别人所说不出或不肯说的话。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巴金，一位负载了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的百岁老人？

可曾见过装在摇臂上的摄像机？对于被看的对象，它有时从上看，有时从下看，有时推近，有时摇远。一切视乎表现的需要。

必须仰视巴金。走过两个世纪，他身上沾染了太多的尘埃和沧桑，他也为他的时代奉献了太多的爱。为此我们将他铸成巨大的铜像，以瞻仰来传达巨大的敬意。

必须平视巴金。对于一位作家，最大的尊重，就是重新思考他提出的问题，重新考量他作出的结论，把他真正变成人类智慧阶梯上一块砖石，而非装饰。

必须俯视巴金。我们并无评判的资格，却有后来者的权利。我们有更好的位置可以审视：巴金和他的同代人，走过怎样的道路，有过怎样的挣扎。个人与社会，与历史之间，有着怎样的可能？

谁在阅读巴金？

一位姓程的老人。他和他的兄弟，在巴金刚开始闪耀时发现了他，自此变成了他的忠实读者。他把巴金的《家》列为家庭重点藏书，并在扉页上题：“凡是程氏儿女子孙，空闲时可读读这部《家》。”

一对受命监视巴金的红卫兵。他们在完成任务时，频繁讨论《家》、《春》、《秋》中的一些人物，为那些不幸死亡的青年妇女叹息。“有一天夜里，小的一个红卫兵来迟了，一来就抽抽泣泣不成声。那大的说：‘哪个打你的呀？你说！我喊一队来给你报仇！’这个小的说：‘不是！是鸣凤死了！’———说着又哭起来。大的红卫兵听到鸣凤死了，也跟着哭起来了。”记录这个故事的沙汀说：“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讽刺。”

一名日本的家庭主妇。嶋田恭子毕业于大阪外语大学，嫁人后全职做家务。她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并从巴金的小说中找寻答案。她从香港买来了能找到的所有巴金著作，并冒着风险给巴金写信———那时正是　“文化大革命”中期。这封日本来信给了巴金莫大的鼓励。

一个不知名的提问者。巴金访问巴黎时，在最大的书店弗纳克与读者见面，有一位中年法国人站起来，谈到了他对中国阴阳学说的见解，认为阴阳相互依存相互补充，那么，“巴金先生，您在《家》中描写的那种大家庭就难道没有任何价值吗？”听了译者高行健的传译，巴金回答：他反对那种封建家庭，这种家庭需要彻底清除。中年人还想继续和巴金辩论，却激起了周围巴金热爱者的愤慨。大家制止了他的发问。

《家》据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中被改编成影视剧最多的作品共五次，还不包括话剧和地方戏），而且改编都相对成功。

因为这部作品够简单。一部能够感动各个阶层读者的作品，感情一定要强烈而明确，爱憎分明，立场坚定。

巴金在法国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违背我自己的信念的事情。”他说，他的敌人是“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

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在颁给巴金荣誉博士学位的赞词中说：“为表扬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