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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太严肃的面孔娓娓抒情呢？

还收集和笔有关的东西，例如稿纸。每到一处，便贪婪地向编辑部索求稿纸，每式一本存档，渐贮存上花色品种二十余。每有作品，抄短诗择格子疏朗。抄组诗选行距细密，常常屡试数样方得称心，身后抛下纸团无数。草稿则喜大白纸，写诗要将纸裁成长条，越长越好，一气呵成，读时双手轮卷，犹如戏台上长长的状纸；写散文则要16开大张白纸，小字如豆，大字如瓜，信缰跑马，不计字数，任它天涯海角。

丈夫写大块文章，所费稿纸之巨令我望尘莫及。不管行距，只要质地挺刮，横线明媚，一律落入虎口。且应用极广，包装、防震、便条，信手撕去，不管普通稿纸或是珍品。结婚不过半年，有日检视宝藏，竟损失多半。心痛之极，将所余藏品尽数搬出，或草稿，或写信，挥霍殆尽。自此不当守纸奴。但是看到别人有好稿纸，眼睛终是不舍。

由于常和邮局打交道，用他们的话是每天都要上绿色邮窗去报到，混熟了，有纪念邮票总要给我留着。其实对于集邮我完全外行，我只是非常喜欢新颖的图案。

给朋友选贴邮票也是乐趣之一：给自强不息者啸啸骏马；给缠绵多情的女友黛玉葬花；给目不斜视的老夫子却是全运会一位玲珑女操——开开玩笑！

丈夫图省事，手头一没有现成邮票，便到我私家小铁盒自然保护区偷猎，一抓一大把。与其斗争多次，终是本性难移。为了不让那些美丽的邮票伴随他的枯燥无味的文章旅行，我的朋友们只好接受大众邮票了。

对于笔的伺奉是这样挑剔，这样仔细，其他方面却糊涂得出汁。有些文艺界同行大会小会见过，握过手，通过信，再见面时心里还要嘀咕：这是张三？是李四？

钱包、钥匙圈更是常常遗失，幸而也常常有好人完壁归赵。

外出参观某奶品厂，厂长极热情，泡奶茶招待，先问香不香？香！香得精神紧张，因为他接着就十分诚恳地请求：“为我们的奶粉写一首诗吧！”又到某养殖场，设鱼宴，举座称羡不已，代主人凑趣：“为我们的鱼宴写首诗吧。”筷子尚未搁下，一块炸得焦脆的凤尾鱼却鲠在喉中，滋味顿失。

也不认为诗是那么高雅，须焚香净手方能触摸。有人就写得洒脱。上意大利餐馆赴宴，临水览月，游鱼历历可数，你还没醒过神来，那最后一道菜，对于他可能已是整整齐齐的一首诗了。又如傅天琳，出访西德时她使劲睡，睡得她自己都啧啧称奇，让我们大把大把吞食安眠药的人，恨得半夜频频挂电话吵她。但是回国来，她却整整写了一本《红草莓》。

这么一比，自己不免觉得十分沮丧。已是不断向周围打揖，承认才气不足，笔头笨拙，人们仍然以怀疑的目光围困。其实有一个很世俗很难出口的原因就是：纵然我冒险将我的笔带上，不畏行李沉重，还带了各式稿纸，但谁又能把家中这张油漆斑驳的破书桌一起搬来呢？

但愿诗会笔会的未来主持者不要读到这篇文章。因为偌大中国，还有许多地方我没有去过呀。

拚搏

《朝日新闻》

方正

在事业上，人们每做成功一桩事情，就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人；相反，事情一旦遭到失败，就会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人。这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人们的一般看法。

但是，果真能如此断言吗？实际上，也有人这样认为：人们称之为“冒险”的举动就是对上述观点的一种反驳。

堀江谦一先生驾驶着汽艇成功地纵绕了地球，航程共达6万公里，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他从夏威夷出发，途经塔希提岛，掠过南极大陆，折身又通过北冰洋，在那里同围困的坚冰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在只有大帆船的时代里，据说水手们将双脚搭在桌子上，说着豪言壮语，船就能平安地通过好望角。这虽说有点言过其实，但堀江先生和夫人衿子二人却也闯过了那令人生畏的险关。在波浪翻滚的茫茫大海中，衿子夫人用绳索绑住了自己的身体，双手紧紧握住8毫米摄影机，将信天翁、海豚、夜光虫、北极星、南十字星，蔚蓝色的海洋、沉落天际的夕阳、夺目的晚霞等尽情地摄入镜头。驾驶着全长仅仅10．5米的汽艇迅猛前进。这真是一个“几次认为绝望了，但海的女神却伸出了怜悯救援之手”的冒险航行。

我们不能说堀江先生因为成功地航行了6万公里，一夜之间就成为有价值的人了；纵然堀江先生遇到不幸，遭到失败，但同样也是有价值的人。成功虽是一种目的，但对冒险而言，还不是全部目标。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