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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才女貌”，但不仅如此。（2002）

什么能让大海沸腾？和珠拉摄于澳大利亚（2002）

上图：　“嘎吉尔”这个十年前就起好的名字终于等到了主人

中图：　小嘎吉尔吃奶和我唱歌一样投入

下图：　我想她将来当一名小提琴手

和珠拉在黄果树瀑布前（2003）

去珠拉家的路上，背后是阿盟草原上常见的驼队（2000）

我怎么净碰上了些好老师

我和我在内蒙艺校的老师呼力亚其（1977）

艺校三弦专业留念。前排右为呼力亚其老师（1978）

“蒙古王”？蒙古人

这不是成吉思汗（2005）

拍摄MTV《蒙古王》（1998）

都是邓丽君惹的祸（1）

我已经说过，直到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我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可从来没有想过将来以歌唱立身，也没受过任何声乐训练，那我是怎么开始唱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都是邓丽君惹的祸。

我的演唱风格与邓丽君有天壤之别，但我这样说，至少是我们这代人，恐怕人人都能理解。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邓丽君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歌唱家，还是一个文化符号。她的歌触动并解放了我们心中柔软的那一部分，而此前它一直被一层茧壳包裹着。

正是从听邓丽君的歌开始，那种从内容到风格都以单一为特征的意识形态音乐，也可以说那样的一个音乐时代，不可逆转地被我们抛在了身后。

我曾和不少当年也在高校的朋友交流过，经历和看法都差不多，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我刚进天津音乐学院那会儿正赶上举国性的“邓丽君热”，我们男生听得尤其凶，我则是凶中之凶。开始还有点遮遮掩掩，后来就变得不可收拾。也是一种时尚吧，但又不仅仅是。那种带着点偷吃禁果的快意的享受，现在的年轻人是无从体会的了。

为了听邓丽君，我甚至还挨了一个处分。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她的歌确实是一个文化符号。

当时我弄了不少邓丽君的盒带，平时都放在柜子里，上锁。有一次不知怎么的忘了锁，于是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个秘密。结果“反精神污染”运动来了，邓的歌被归入“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也不知哪个混蛋告发了我，正好学校抓“典型”，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是开全校大会宣布的。

那天共宣布处分了两个学生，另一个是同届民乐系学笛子的，因为打架。

散会后我回到宿舍，一个人闷着，正觉得难受，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正是这位仁兄。他也绷着个脸，但眼神里分明有一层探询的意思。我知道他在问“你没事吧”，就摇摇头说“没事”。

然后我把我的处分决定递给他，他看了看，揉巴揉巴就扔了，说走，咱们喝酒去。

这以前我俩没任何来往，此后他便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那天我俩都喝多了，喝多了，就抱在一起哭。那年头，档案比人重要，挨个处分，往档案里一存，可不是闹着玩的，影响分配不说，搞不好要影响你一生。

那次处分也确实进了我的档案，好在毕业时给撤了。

大概是1984年吧，学院里买了一台雅马哈电子琴。全院也就这么一台，我特喜欢，就总去玩。

当时气氛已足够松快，流行音乐也起来了，港台的居多，大家伙儿都唱。

我平时总抱着一把吉它唱，有了电子琴，就更要唱了。流行什么唱什么，但唱得最多的还是邓丽君。没办法，好像是一种情感甚至灵魂的需要，就流淌在你的血管里。

再往后，流行音乐越来越热，电声吉它也进来了。这时除了邓丽君，我又迷上了苏芮，总唱她的《搭错车》、《请跟我来》什么的。我写《蒙古人》，和声部分就借鉴了《请跟我来》，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事实上我也是先扒带子把谱子和和声写出来，然后弹着吉它唱，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蒙古人》。

1985年我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民族歌舞团当指挥。次年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赛，由东方歌舞团主持，王昆任评委主任，现在的好几个“大腕”都是那届大赛出来的。那是我第一次参赛，唱的正是《蒙古人》，还有《沙滩浪花》，结果和常宽、张海波等同列前十，用媒体爱使的“煽”话说，叫“一举成名”。

其实，说“一举成名”用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