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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嫂嫂们都哄笑起来，母亲则默不作声地看着我，眼中满是慈祥与骄傲。

望着眼前的一切，我鼻子一阵发酸，用尽了所有意志控制住了湿润的眼眶与干涩的喉咙。我知道，眼前的这一切，也许再也看不到了。我想要将这一切收入眼帘，刻入心底，随我一起，直到来生。

意识到大家的眼神开始有些疑惑之后，我露出了尽可能自然的一丝微笑，竖了竖大衣领子，说：“爸妈，我出去一下，莫等我。”

父母一定会等我回来。

但是，我回不来了。转身推开大门，呼啸的寒风带着清冷干燥的味道扑面而至，我走出了家门。

我的错，我来扛

九镇的人们睡得早，九镇的冬天也黑得早。街道上除了偶尔两个脚步匆匆的归人之外，只剩下呼呼钻入脖领的寒风，就连两旁人家窗口那橘黄昏暗的灯光也居然显得有些遥远凄凉。落入眼帘的一切与白天繁华喧闹的市井气象比起来，静谧空洞得如同陌生鬼蜮。

我紧了紧大衣，走向了彤阳方向。我并没有马上就去闯波儿的家。在路过九镇大桥的时候，我停了下来。

没有人不怕死。古代那些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在被斩首之前，都难免要用草绳系好两只裤管下端，省得屎尿溅出，弄得邋遢不堪。

此时的我虽然怀着满腔豪气，抱着用死来挽回尊严的决心，但事到临头，在这座曾经流过血的桥上，年轻的我又怎会毫无所动？又怎不思绪万千？在茫茫黑夜中，我一个人靠着栏杆，望着桥下东去的大河，一动不动，很久很久。

我的眼前是流水，眼中出现的却是母亲方才慈爱的眼神。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做，太多的美好没有拥有，太多的情谊没有还。可惜，没有机会了，此次一去，无论是死是活，一切都将会被彻底改变，姚义杰永远不会再是而今的这个姚义杰。

更讽刺的是，如果不去，姚义杰就会变成一个连自己都不想看见的姚义杰。

“兄弟，跑！”

“姚义杰，你不是一个拿刀的人！”

夏冬与何勇的两句话交替不断，回响在耳边，如同两颗催魂的铃铛响个不停，催我上路。

虽然此时的九镇早就隐入了一片无际的黑暗之中，我犹自无比眷恋地回头看向身后它的方向，辨认着家所处的大概位置。我默默地吸掉最后一口烟，中指一弹，烟头在夜空中画出了一条简单却美丽异常的弧线，落入了桥下滚滚而去的流水之中……

“呵！”

我想要为自己再壮最后一次胆气，也想要吐出脑海中所有的繁杂，我双臂一挥，吐出了一声粗重低沉的闷喝。所有的胆怯、郁结、思念、眷顾、不舍也随着这声低喝涌出体外，消失在浓如墨汁的黑夜里面。

我知道，再不走，我就再也走不了。于是，不待新的情绪升起，我飞快转身，走向了桥的另一头——同样隐身在如墨浓夜里的彤阳镇。

闯波儿的家很好找。80年代，中国中南部地区乡镇的普通百姓通常都还住在一座座青瓦红砖的平房之中，二层小楼并不多见。但黑道大哥闯波儿的家是一栋小楼房，就在下桥不久之后左拐的一条岔道上。

“笃笃笃！”

我敲响了那两扇被漆成猪肝色，带有简单花纹的木门。

“哪个？”

屋内，一个苍老妇人的声音响起，平淡如水、波澜不惊。

“麻烦问一下，卫波哥在屋里没有啊？”

“吱呀”一声，木门打了开来，一位穿着朴素，不断用腰边围裙擦拭双手水渍的老妇人站在了我的面前。

通过门缝望去，大大的堂屋内，一根细细的电线从屋顶正中央垂下来，尾端连接着一盏放射淡黄光晕的小灯；灯下是一个用来剁制碎辣椒的木制小盆，盆里斜斜插着一把铁铲；铁铲旁放着一个小板凳；板凳不远处有一台家用缝纫机，缝纫机旁边有一张老旧的木书桌，桌子正中间靠墙摆放着一台双喇叭的燕舞收录机，收录机顶端搭了半块红布，前面还零零散散、杂七杂八地摆放着几盘有包装盒或者没有包装盒的磁带。

整个堂屋，除了最左边空旷处停放着一辆前后轮胎上都是泥巴，却依然足以让我艳羡不已的重庆嘉陵“黑70”摩托之外，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与洋气体面的两层小楼外表形成了鲜明反差。这也恰恰就是闯波儿这样的流子们的普遍心态：要面子，钱要用在别人能看见的地方。

对着那辆自己垂涎已久，却有可能再也得不到的梦想之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