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3/4 页)

深思熟虑之。”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深得人心的举动和决策，张学良都看到了，他是衷心拥护的，他对联共抗日和争取蒋介石等国民党最高决策人物共赴国难更加积极了。据刘鼎回忆，在那个时期，张学良“主动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蒋介石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找蒋介石谈联共抗日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不止五次（南方一次，山西一次，洛阳二次，西安一次），几乎达到每月一次。谈话中蒋介石总要摆出领袖架子，让张学良听他的话。蒋对张说，自己已经吃了共产党的亏，顽固地认为和共产党合作是不可能的，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易受骗。张学良一向好胜，不肯随声附和，坚持劝蒋抗日，说：“日本人步步逼近，自己把东北失去，再这样下去，军队都不听我的了。”两人总是谈不拢，时常冲突。

至于说，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陕西地方实力派领袖杨虎城，他的进步倾向更是众所周知的。出身贫寒，饱经忧患的杨虎城，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反清的革命队伍，以后又加入护国军和靖国军，投身讨袁斗争，反对北洋军阀，支持北伐战争。作为一个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富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军人，他有一颗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西北山高水又长，男儿岂能老故乡。黄河后浪推前浪，跳上浪头干一场。”“西北大风起，东南战血多。风吹铁马动，还我旧山河。”从他早年所作的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诗里，不难看出他是痛感社会黑暗、国事如麻，而迫切希望“勘定祸乱、万姓鼓舞”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又增加了一层忧虑，对日寇的疯狂侵略也特别愤慨，所以在１９３３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热河省、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时，他曾向蒋介石要求将十七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大批弹药。１９３６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当局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也一直是反对的。②所以中共对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很重视，并且也是开始得比较早的。１９３５年冬，当杨虎城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在南方从事地下工作的南汉宸就委托申伯纯到南京去见他，向他介绍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来，党中央还派汪锋带着毛主席的亲笔信，到西安来找杨虎城。汪锋临行前，毛主席接见了他，向他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西北军的情况，指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与蒋是有矛盾的，同“中央”顾祝同、胡宗南部的矛盾也必然日益突出，所以是可以把杨虎城争取到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这一边来的。

这也就是说，在那时，团结争取杨虎城有利条件是不少的，但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不过，汪锋还是很有信心的，他在一篇回忆录中说：“毛主席说，谈判一定不要决裂，要谈和。我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这次出去，当力争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也不惧怕。主席说，你说得很对，现在的时机是好的，我们连续打胜仗，他们一定很动摇，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困准和危险是有的，我们把各方面都想到，有了精神准备，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还具体指示：对杨虎城部队要有个分析，多鼓励抗日士气，少谈以往的不愉快事情，多看进步的，少看落后的……”③

当时，汪锋正是在这种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谈判的。二人见面之后，汪即说明来意，谈了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并递交了毛泽东、彭德怀给杨的亲启信，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具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再经深谈，终于消除了杨对红军的误会，下定了联合抗日的决心，所以那时杨虎城虽为国民党西北地区一位重要的军事领导人，实际是一位抗日爱国将领。据说，有一次，杨虎城从南京开会回来，驻守汉中镇巴的二十一团来电话报告，说在一次战斗中，有三十多人后退逃跑，使本来稳操胜券的战斗一败涂地。逃兵现已全部抓起来了，但事关重大，团里不敢擅自处理。杨虎城闻讯连夜赶到镇巴，第二天大清早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准备处理这批临阵脱逃者。后来一查，原来他们是根据团部命令，要去通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