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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如果我们抵抗，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如果我们不还手，证明我们确系受害者，这样‘国联’就会出来说话。日本也是九国非战条约的参加者，他若再挑衅，就输了理。蒋委员长要我们忍耐，而绝不能衅自我开！”

“什么？靠‘国联’？它会为我们伸冤？笑话！”赵四小姐轻蔑地说：“‘国联’不是救世主，‘国联’是以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中心的组织，它并不代表弱小民族，怎么能指望它帮助中国呢？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总是侵略中国，抢中国的东西，屠杀中国的老百姓，他们什么时候帮助过中国人，什么时候替中国的老百姓说过话？既然‘国联’是靠不住的，而且即使它说了话，日本人也不一定会听，明知这是不现实的，而又要拿这个作为不抵抗主义的借口，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张学良无言以对。平心而论，他对赵四小姐的精辟见解是十分赞同，也是颇为敬佩的。但他思前想后，又总觉得要他不听从蒋的命令，也很难办，因为不光是现在形势不同，他的处境也今非昔比。过去有大帅在，他们可以自成一体，能够独立自主，而自老帅去世，东北易帜，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后，他就没有象过去那么自由了。同时他对蒋介石也有些捉摸不透，光看到在一个时期内蒋介石对他“很好”（可不是，１９３０年的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等都与蒋打得难解难分，蒋处境危险，是张学良率兵入关，武装调停，才使蒋转败为胜，统一了北方，他怎能不笑脸相迎呢），什么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啦，什么华北大块的地盘啦，什么鸣炮十九响的盛大欢迎啦，什么“得友如兄，死无憾矣”的肉麻吹捧啦。“这些，本是蒋介石拉拢实力军阀惯用的手法，不足为奇，可是年轻单纯、缺乏政治经验的张学良却受宠若惊，飘飘然陷入对蒋介石无限信赖之中”②。也正是在这种感激和显然带有某些盲目乐观的思想支配下，他长期住在北平，远离家业祖坟，并不断抽调主力入关，放松了东北的防务，致使日本伺机增兵，东北沦亡，迫在眉睫，他才有些着急了，然而又被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捆住了手脚，他怎能不深感忧虑呢？这些想法，他只埋在心底，很少与外人道及。但赵四小姐理解了，她说是说，劝是劝，可毕竟人微言轻，身单力薄，正所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特别是看到张学良确也有他的难处，便不再多谈。只是，看他原本虚弱的病体，如今更加消瘦了，就有些担心，怕他愁坏了身子，所以就和于凤至商量，劝他出去散散心。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在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由两位女士陪同，来到了北平的中和戏院。那晚，是他的朋友梅兰芳博士演出他的拿手好戏《宇宙锋》。但戏未看完，他就被一个紧急电话叫了出去。

原来，沈阳出事了！电话是留在沈阳的公署参谋长荣臻打来的，据他说，日军派工兵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在沈阳以北约五华里的地方，是个小村庄）一段路轨，企图制造列车颠覆事件，却反诬是北大营的中国兵干的（这完全是弥天大谎，因为“作假总会露出它的马脚，当夜乘坐从长春到大连的满铁客车中外旅客，都证明列车是准时驰抵沈阳站的，没有铁路被破坏迟阻列车运行的事实。伪满洲国成立后，还在柳条湖东铁路旁边竖立一个碑，碑文记载该处即是“九·一八”中国兵破坏铁路地点。“八·一五”日本投降，这个碑就被柳条湖一带村民，给推倒砸坏了。”③当然，也有人谈，铁路当时确有所损坏，那是日本人贼喊捉贼，自己偷偷干的，只是由于爆炸力较小，铁路损坏不很严重，加之，这里是下坡路，所以炸后列车还是顺利通过了），并以此为借口，悍然向我东北军驻地之一的北大营开枪开炮，发动进攻，复又袭击沈阳，恣意屠杀中国人民，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沈阳危急！

东三省危急！

张学良怒不可遏，焦急地守在电话机旁：

“副司令，军情十万火急，东北将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张学良听着电话里的催叫，望着屋中人们一张张焦灼盼望的表情，他清楚人们的心在想什么，在盼望什么。

他知道，只要从他口中说出一个“打”字，东三省将士那早已郁积在枪口的愤怒就会倾泻而出，与日寇浴血奋战。这是人们所期待的，也是张学良渴望已久的为父报仇的时机！

他停下脚步，猛地将手向下一劈，似乎下了一个巨大的决心，从墙角快步走到电话机旁。他抓起电话，正欲下达反击命令时，一低头陡地看到了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帧照片。这是张学良去年抵达南京时与蒋介石合照的，蒋介石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