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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追问他们的底细。现在想起来，虽然当时已经从村里一些主要干部身上，感觉到一种专横独断的作风，也只认为是农村工作不易避免的缺点。在锡花身上，连这一点也没有感到。所以，我还是想：这些民愤，也许是她的家庭别的成员引起的，不一定是她的过错。至于结婚如意不如意，也恐怕只是局外人一时的看法。

感情的变化，是复杂曲折的，当初不如意，今天也许如意。很多人当时如意，后来不是竟不如意了吗？但是，这一切都太主观，近于打板摇卦了。①打板摇卦也是一种期望，即期望着和他一起生活过的那些人们生活得更好。孙犁对于他所关心的那些人们，总是怀着长久的系念和深深的祝福。

在刘村，孙犁住在村北头一家三合房大宅院里，这原是一家地主，姓郑，房东是抗日干部，不在家，房东太太也外出，看女儿去了。只有一个老佣人看家，并帮孙犁做饭，闲时也坐在椅子上陪孙犁说会子话儿。他叫白旦，在农村，是被看作缺个魂儿、少个心眼儿的那种人，其实却是极其质朴的贫苦农民。他有一只眼睛不好，老流泪，不断用一块破布去擦。有时，孙犁在宽广的庭院里散步，他就静静地坐在台阶上，一时间，像失了思想的木偶似的，一动也不动。夜晚，孙犁在屋里点起一些秫秸取暖，他便蹲在一边，就着火抽烟。他的形象，在孙犁心里造成了一种沉重的感觉：“他孤身一人，年近衰老，尚无一瓦之栖，一垄之地。无论在生活和思想上，在他那里，还没有在其农民身上早已看到的新的标志。”同样，在十几年以后，孙犁也把他的祝福送给了这位老人：1948年平分土地以后，不知他的生活变得怎样了，祝他晚境安适。①郑家对门，是妇救会主任的家，在这里，孙犁却有一段他十分不愿意碰到的“艳遇”。

孙犁已忘记这家姓什么，只记得妇救会主任有一个男人似的名字——志扬。志扬的丈夫在外面跑生意，家里只有她和婆母。婆母外表黑胖，工于心计，一照面，孙犁就看出了她这一点。孙犁初到郑家，村干部很是照顾，她以为来了重要上级，亲自过来看孙犁，显得很亲近，一定约孙犁去她家坐坐。第二天，在平时人们吃罢早饭的时候，孙犁去了。她正打扫庭院，庭院显得整齐富裕，新油饰的门窗，闪着亮光。她叫孙犁到儿媳屋里去，儿媳也在屋里招呼他去。他走进西屋，却见主任还没起床，“盖着耀眼的红绫大被，两只白皙丰满的膀子露在被头外面，就像陈列在红绒衬布上的象牙雕刻一般。”①见此光景，孙犁急忙却步转身，婆母却在外面吃吃笑了起来。从此，孙犁再没有到她家去过。

有时在街上遇到她，她也变得非常冷淡了。这并非因为孙犁的“迂”，而是因为她看透孙犁既不骑马，也不骑车，只是一个身着粗布棉衣，挟着小包东跑西颠的行脚僧似的干部。确实，孙犁进村以来，既没有主持会议，也没有登台讲演，她看准这种干部主不了村中大事，得罪了也没关系，更何必设局奉迎？

这户人家在1948年冬季被斗争。听到这个消息，孙犁一点也不惊异。

在这期间，孙犁曾将妻子和两个女孩子接来，同住了几天，为主人看家尽职的白旦，却有些不耐烦。在送她们回家的路上，坐在农村用牲口拉的那种大车上，因为天气还冷，妻子将双手插在他的棉袄口袋里，在夕阳照耀下，她显得很幸福。在人生的长河里，这一瞬间的表情，永远留在孙犁的记忆里了。八年抗战，鹊桥难搭，她即将四十岁，脸上的皮肤，已变得粗糙了。

在村里，孙犁还遇到了一位老战友。他叫郑松如，十几岁参加抗日，原在冀中区的印刷厂工作，后来调到《晋察冀日报》，仍在印刷厂工作。两人虽然头回见面，由于经历相仿，所以谈起来非常亲切。

他脱离工作已经有四五年了，说起来也是人生的一段不平常的故事。原来，他父亲多病，娶了一房年轻的继母。继母足智多谋，一定要他回家；他不肯，声言抗日为重。继母便给他说好一门亲事，新婚之后，“枕边私语，重于诏书”，松年果然不再回山地，“脱鞋”，（妥协）了。

在革命队伍里，“脱鞋”是丢人的事，但松如此刻和孙犁谈起来，已经没有惭怍之态，倒是对孙犁困苦奔波的生活，时露嘲笑的神色。如此，每当孙犁好言相劝，谈到“归队”，他就托故辞去。

一天，他把孙犁带到家里去。那是一处富家人的大宅院，虽有破落之象，但规模未减，孙犁被让进洞房，看到了他那按年龄来说显得肥胖了些的新妇。新妇看见生人，溜下炕来出去了。因为是老战友，孙犁并不客气，靠在叠得很整齐的新被垒上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