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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属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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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方面呢，就是当他生活在“幻梦”中的时候，心里也还是清醒的，我们只要看看他的类似日记的“书衣文录”，也就明白几分了。《现存元人杂剧书录》条下记着：“1975年3月17日灯下。有晚离不如早离之想。”二十天后，又在《许蚌学林》条下记着：“1975年4月7日灯下。其来也不意，其去也不解，如花如露，如影如幻。晚年脆弱，非幸遇也。”

《书衣文录》的“跋尾”，记录了这件事的结局：1975年，有同居于一室者离去，临别赠言：“现在，阶级关系新变化，得确信，老干部恐怕还要被抄家。你在书皮上写的那些字，最好收拾收拾。”

余不以其言为妄，然亦未遵行之。后虽有被专政加强之迹象，幸无再抄家之实举。……呜呼，巢居者察风，｜穴处者虑雨。彼人可谓居不忘危，择枝而栖者矣。①做为他生活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这一件事也过去了。为了把这件事忘得干净一些，上面说的那五册本来保存得很好的“两地书”，他都填进了炉子：“这些信件，真实地记录了我那几年动荡不安的生活，无法倾诉的悲愤，以及只能向尚未见面的近似虚无飘渺的异性表露的内心。一旦毁弃了是很可惜的，但当时也只有这样付之一炬，心里才觉得干净。潮水一样的感情，几乎是无目的地倾泻而去，现在已经无法解释了。”在这件事上，他还是一个想得开的乐观的人，他也不认为这些信虚掷了时间精力：“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断绝了写作的机会，从与她通讯，才又开始了我的文字生活，这是可以纪念的。这些信，训练了我久已放下了的笔，使我后来能够写文章时，手和脑并没有完全生疏、迟钝。这也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①

“解放”以后

说到写作，他在被“解放”以后，有人几次劝他：“写点东西吧，亮亮相吧。”他说：“不想写了，至于相，不是早已亮过了吗？”他指的是运动期间，不只身受凌辱，而且绘影图形，传檄四方。“老实讲，在这一时期，我不仅没有和那些帮派文人一校短长的想法，甚至耻于和他们共同使用那些铅字，在同一个版面上出现。”②他不写，他要思考一下。后来证明，他的思考正是一种写作的准备。

他想到了司马迁，那样一位天才的，能把三皇五帝以来的历史勒成一家之言，指论得失，成为天下定论的人，竟因一语不投，下于蚕室，身被腐刑；他描绘了那么多人物，难道就没有从他们身上吸取任何一点可以用于自身的经验教训？

还有班固，他写了可与《史记》媲美的《汉书》，特别评论了他的先驱者司马迁，他的评论何等有见识；可是，他竟因委身于一个武人而落得瘐死狱中，对于自己，又何其缺少先见之明啊！

自然，他也想到了自己那一代人走过的文学道路，想到了自己和伙伴们在不同时期献身文学事业的热情。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些头绪：患难余生，痛定思痛。我居然发哲人的幽思，想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在历史上，这些作者的遭遇，为什么都如此不幸呢？难道他们都是糊涂虫？假如有些聪明，为什么又都像飞蛾一样，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我掩卷思考。思考了很长时间，得出这样一个答案：这是由文学事业的特性决定的。是现实主义促使他们这样干，是浪漫主义感召他们这样干。说得冠冕一些，他们是为正义斗争，是为人生斗争。文学是最忌讳说诳话的。文学要反映的是社会现实。文学是要有理想的，表现这种理想需要一种近于狂放的热情。有些作家遇到的不幸，有时是因为说了天真的实话，有时是因为过于表现了热情。①“解放”以后，他被允许到报社文艺组上班。此时，大楼内外已经变得破败、凌乱而拥挤，不过，人们倒也从前几年的狂乱、疑忌状态中渐渐恢复过来。

好的办公桌听说都叫进来占领新闻阵地的人占领了，他自己找来一把椅子，在一张破桌前面坐下来。组长向全组宣布了他的工作：登记来稿和复信。并郑重交代：不要把好稿退走。他觉得组长对他还过得去，只是担心他中封资修的毒太深，不能鉴赏帮八股的奥妙，容易漏掉好稿而已。

他很清楚，他现在做的是文书或见习编辑的工作。他开始拆阅来稿，进行登记。在他看，较之前些年，稿件质量大大降低了。大多数作者极不严肃，文字潦草，内容雷同，语言呢，都是抄报。照组长说的，他把退稿信写好，连同稿件推给旁边一位同事，请他复审。

这样工作了一段，倒也相安无事。只是每当他闲下来，坐在窗前的沙发上休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