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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验是：认真地做一次群众工作，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和思想情感一次提高。如果再根据这些体验，从事一次创作活动，那就又是一次提高。①生活是充实的，但很少有读书的机会。而且，他上中学以后渐渐积累起来的那些书，一部分损失于抗战，一部分损失于土改。抗战期间，他的书成了危险品（因为大部分都是革命书籍），家里人只好忍痛烧掉，或是换了挂面，熟肉。至于土改时，因为他的家庭成分是富农，一些书被贫农团拿走，当时农民已普遍学会裁纸卷烟，乡下纸张难得，这些书便改了行——做了卷烟纸了。

这时孙犁正在饶阳县张岗小区参加土改，上级发了一个通知，要各村把斗争果实中的书籍上缴小区，由专人清查保管。在张岗小区，这件工作落在了孙犁身上。

书并不多，全堆在一间屋子的地下，而且多是古旧破书，已经不大能够卷烟。孙犁因家庭成分不好，又正受着批判，不敢染指于这些书籍，全把它上缴县委了。

在乡间工作，没有什么买书机会，偶然遇到书本，也只能用打游击的方式，走到哪里读到哪里。

有时也能遇到中意些的书，这时真有知己之感。1946年在蠡县时，从县城集市的地摊上，买到一册商务出版的精装本《西厢记》，他带在身边看了一些日子，后来送给蠡县一位书记了。翌年在饶阳，《冀中导报》设在张岗的造纸厂，因为常常收买旧书，他又常到这家纸厂吃住，有时便也能从堆放旧书的棚子里捡出一两本有用的书（如《书谱》之类），使它暂免“回炉”之灾。

在河间工作的时候，每逢集日，都可以看到推着小车贩卖烂纸书本的小贩。有一回，他从小贩那里竟买到一部初版的《孽海花》；他一直保存着这本书，进城后才送给一位新婚燕尔、即将出国当参赞的同志。

大体说来，当时的环境没有、也不可能给他提供良好的读书条件。由于种种原因，健康水平又开始下降。他在前面说的那封给田间的信里，承认自己存在着创作苦闷，虽然他又解释说：“……创作的苦闷在我并非主要的，而是不能集中精力工作，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显著，就使自己灰心丧气起来。”这是给朋友的信，也许只是一时的或极而言之的话，但我们不能否认，他这时在健康和心境方面，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了。

自然，如前所说，生活上还是深入的、扎实的。他说过，他们那一代作家的主要特点，是从生活走向创作。纵使他在某个时候，在健康、情绪等方面处于“低谷”，那火热的生活也会召唤和推动他走出这个“低谷”的。

凤凰再生了

解放战争之初，他因为在冀中农村工作，一半是环境驱使，一半是兴之所至，他曾热衷于民间说唱形式，写了一个时期的大鼓词。他那时认为，大鼓词这种形式很好，很为群众喜闻乐见。他以为自己这样做的结果，对他以后写诗、写散文，都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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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在抗战时就对写诗产生过浓厚的兴趣：“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里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产生诗人。”①因为当记者的缘故，他当时写的是叙事诗，如《儿童团长》，《梨花湾的故事》、《白洋淀之曲》②等。他认为，诗以质取胜，很难写好，至少比散文难，因而尝试了一段时间后，暂时和诗分手。

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回到冀中写大鼓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承继了他写诗的余绩。当时，他的作品还不算多，但，尝试的形式已经不算少了。在同时代作家中，他的创作路子还是比较宽的。这会沾些便宜：譬如渡河，他不是靠一只独木舟驶向彼岸，他可乘的船比较多，根基稳健一些。

可惜，他的大鼓词留下来的不多，我们只能看到两篇：《民兵参战平汉路》、《翻身十二唱》①。前一篇写1946年蒋军进占张家口后，民兵如何组织起来参战、破路；后一篇写土改后翻身农民的生活。前者出场的人多，有较完整的故事，开头便是：“说的是，8月9月大秋天，庄稼全拉到了场里边……”从内容到语言，都具有鼓词的特点；后者主要写一个三十八岁的单身汉孙老德，土改后如何分房、分地、娶亲……没有连贯的故事，句式短，更像诗，但也可以演唱，很像说书人在“正篇”开始前演唱的一个“小段儿”。我们还注意到，《翻身十二唱》用了“纪普”的署名，这个署名虽然不是第一次用，也是用得比较早的一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