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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去演戏？”

翠儿说：“去嫁人。”

我说：“我请你吃利康烤鸭吧，就在旁边，非洲没有。”

翠儿说：“抱我。”

我两手抱住翠儿，感觉她很小，软得像海绵一样。我两臂一用力，翠儿就缩成小小的一团，仿佛能够装进我的裤兜里。她的头发就在我的鼻子下面，在路灯的照耀下，她的头发上雨珠晶晶亮。我的鼻子刚好架在她的头发分际处，左边和右边是一样的油光水滑，虽然感冒，鼻粘膜充血，大脑发呆，还是闻得见香气。

翠儿说：“还记得我教你滑旱冰吗？”

我说：“我还记得什么七零八落，四分五裂，内脏出血之类。”

翠儿说：“你要我拿你怎么办？我忘不了。”

我说：“把我也带到非洲去吧，如果没有烤鸭也没有我，你在非洲的日子怎么过呀？”

从旱冰场向南走走，东岳庙的砖砌牌楼从北边看是“永延帝祚”，从南边看是“秩祀岱宗”，看车老头说是大奸臣严嵩写的。穿过牌楼，再往南走走，就是日坛第一使馆区。街上空荡荡的，树叶都掉光了，还是那几个黑人孩子骑着单车，没牌没铃没技术，横冲直闯，睥睨自雄。我和这几个都挺熟，每次逃学走到这儿，都能碰见他们。他们的单车没有挡泥板没有支子，想动手的时候就把单车扔到路边的枯草地上，然后互相拳打脚踢。他们长着卷毛头，伸出手来，一面漆黑，一面火红。我觉得他们一定听得懂猩猩说话。我教过他们一大串北京骂人的土话，他们当时说得烂熟然后就全部忘掉。我于是借鉴了《诗经》，编成歌谣，他们背了几次后便记得烂熟，每次见到我就问好似的字正腔圆地骂我一通，兼充复习，同时坏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我也学了一串他们的脏话，据说东非亚的斯亚贝巴一带很流行，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上。

走到雅宝路，我上了一辆四十四路汽车。没什么人，我在后排找了个座，一屁股坐下。我喜欢后排，路颠簸的时候，起伏最大，好像在骑马。售票大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逃学闲逛累了，肯定要坐四十四路环线兜二环路一圈，常遇见这位售票大妈。大妈身大肉沉，狮鼻豹眼，脸上一脸横肉，线条洗练，刀刀见棱角，不含糊的剽悍，好像“汉八刀”的含蝉。披一头重发，黑多白少，用橡皮筋胡乱扎在脑后，向上斜支，仿佛铁刷子。售票大妈看我的眼神从来白多黑少，想来她一定也和我们街道大妈一样，是个疾恶如仇的人，明白这个时候出来靠一张月票狂坐车的人，不是无业流氓就是逃学的坏学生。路颠的时候，车颠，我颠，大妈的一脸横肉抖着，嘴角微颤，仿佛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下一个吵架机会的来临，心里默念着：来吧，来吧，来吧。不能听广播，不能看书，不能织毛衣，二环路上的街景也早看腻了，骂街是售票大妈惟一的工作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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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别老跟我斗贫

2005年08月22日

售票大妈和我老妈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语言大师。她们和《史记》、《世说新语》、唐诗、宋词共同构成我的文字师承。

其实我教黑人兄弟的好些语言都是从这位大妈处采集来的。我亲眼看着售票大妈把一个东北大糙汉子恶心得面红耳赤，毫无还口之力：

“让你掏票，你就掏。别老跟我斗贫，别老告诉我你有票。你说前几站我卖给你了，你知道我一天要卖出多少张票？一年卖出多少张票？你怎么就那么特殊，就认为我一定能记住你的音容笑貌？你把票掏出来看看。我知道你有票，可你得给我看看呀？就是家伙大也得掏出来比比长短不是？”

路上车不多，公共汽车欢快地在二环路上开着。吸入鼻子的空气冷而脆，刺激起脑海里沉睡得很深的东西。我厌倦把那些考试后注定会忘掉的东西塞进自己的脑袋，更拒绝像老师希望的那样因为自己的这种想法而感觉耻辱。到了现在这个年代，用课本考试成绩的好坏来评价一个学生，就像根据一顿吃肉包子的多少来选拔英雄一样荒唐。冰岛的首都是雷克雅未克还是别的地方，“安史之乱”是因为税收政策不对还是因为杨贵妃的乱政，这些与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

因为车迎着日头开，阳光包着身子，人暖洋洋的半睡半醒。儿时的游戏规则写在一张浅蓝的纸上，冬天的空气脆而冷，公共汽车卷起的尘土飘浮在车的周围，车子起伏，像只大船，产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