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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

1927年9月4日，溥仪派郑孝胥赴日为复辟奔走。

1928年7月4日，孙殿英盗掘乾隆墓和慈禧墓，溥仪发誓报仇。

1929年10月10日，在溥仪视为“国耻纪念日”（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刻，由远山猛雄引导，携弟妹观看日本小学生运动会，以激发“复国”精神。

1930年5月12日，陕西大旱，溥仪接见办理赈灾事宜的朱庆澜。继而以库存玄狐、貂皮千余张助赈。

1931年8月，豫、皖、粤、湘、鄂大水灾，溥仪捐出一栋楼房、婉容捐出一串珍珠助赈。

……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是个灾难，但对于溥仪却是期盼已久的新纪元的开始。在他看来，“满洲”是他的祖先的宝地，他们正是从那里起步，进军关内，完成统一中华的伟业的。现在，他也要从那里起步。1931年11月2日，溥仪与日本关东军情报首脑土肥原贤二密谈，决定出关。同时，他拒绝了蒋介石以恢复优待清室条件为前提的挽留。8天之后，11月10日，他就从天津偷渡白河，几天后秘密出关，抵达营口，同月下旬移居旅顺，住进了日本满铁的大和旅馆，开始酝酿“伪满洲国”的成立。在几岁时就早早失去祖业的他，终于在20年后又有了重温旧梦的契机。哪怕是当一个傀儡！

或许溥仪内心非常明白自己尴尬的处境，但渴望称帝的欲望早已压倒了一切。日本方面最初只想将东北从中国分离，成立一个“满洲国”，委任溥仪担任“执政”，而非如溥仪所设想的帝制，加冕为皇帝。溥仪称，如要他出山，就一定要称帝。日方却不肯让步，在日军司令坂垣征四郎发出最后通牒后，溥仪只能同意先出任“执政”。但在讨价还价后，日方也答应溥仪提出的“一年为期实行帝制”的条件。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满洲国”的“执政”，年号“大同”。一年多过去，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改年号为“康德”，溥仪正式“登基”称帝。

溥仪与日本的这种依存关系，其实早就在世人的意料之中。1931年《时代》在报道“九·一八事变”时便这样说到溥仪：“日本为随从众多的溥仪先生提供津贴，在天津的日租界为他安排了一处豪宅，享受现代化生活，将他牢牢控制，一旦中国某一部分分离出来，就可能使他成为傀儡皇帝而不再是公民。”

虽将之称为傀儡，但《时代》在封面上对溥仪形象的处理，明显要比对在他之前出现的吴佩孚、蒋介石等人重视得多。以往都是黑白照片或素描，而这一次，则是由肖像画家精心绘制的彩色肖像。溥仪身着黄色龙袍，手持如意，头顶宝石皇冠，身后是七彩光芒。虽“登基”于乱世，画面却呈现一个华丽的景象。在西方人印象中，溥仪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深度近视，于是，肖像上醒目地画上了他那厚镜片的眼镜。在肖像中，溥仪显然比他本人英俊，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封面中国　第六章（10）

溥仪“登基”仪式的筹备，在紧张地进行着：

到上周，木匠们按照北平巨大的天坛的样式，搭起一个台子，有大典时的台阶。还准备了皇冠，上面雕刻了龙和兰花。裁缝们在龙袍上绣朱雀，嵌宝石。有占卜师言，届时气温可能会降至零下20度左右，故登基庆典应在日出后进行至中午。亨利身穿龙袍要好几个小时，朝祖先画像跪拜，然后，还要接受满洲人的朝拜。传统乐队头戴蘑菇状的帽子，帽子上飘着红流苏，外套五颜六色，他们演奏48面鼓、48张锣，用玉锤敲打8根长长的硬木板，24支唢呐高亢入云。（《时代》，1934年3月5日）

溥仪的随从周君适目睹了溥仪的“登基”从筹办到结束的全过程，他后来的回忆是对《时代》报道的最好补充和佐证：

关东军不许穿龙袍，使溥仪大为扫兴。他面对着摊在桌上金光灿烂的龙袍，向郑孝胥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后人，怎能不守祖制？再说，北京的宗室觉罗都要来，看着我穿洋式服装登基，算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郑孝胥和溥仪的意见是一致的，溥仪穿上龙袍，过皇帝瘾；他也可以穿着蟒袍，过宰相瘾。溥仪叫郑孝胥去和关东军交涉，第一次碰了坂垣的钉子回来；第二次，溥仪说出必须穿龙袍的道理：“登基之前要行告天礼，难道叫我穿元帅服磕头祭天吗？”这一次，坂垣同意溥仪祭天时穿龙袍，但登基大典时必须穿大元帅正装。

……

登基大典选定于1934年3月1日举行。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