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部分(第3/4 页)

，夫妇别，长幼顺。上以统下，大以维小，卑以承尊，贱以事贵，则朝廷之义明而祸乱之源塞矣。

第81节：开创与守成之间（11）

《圣学心法》本是专门为皇帝用的教科书，却于〃君道〃之外还列述了〃父道〃、〃子道〃、〃臣道〃，其目的都是要将整个社会纳入所谓礼教德化的规范之中。

然而，只有道德礼义仍不足以治国。对于那些胆敢逾礼制、违背道德破坏现存秩序的，则要约以法律，施以刑罚。这被朱棣称做〃明刑以弼教〃。他说：

刑者圣人制之以防奸恶也，使民见刑而违罪，迁善而改过。是故，刑虽主杀，而实有生生之道焉。何也？盖禁奸革暴，存乎至爱，本乎至仁。制之以礼，而施之以义，始也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

既然刑不过是用以弼教，所以它不是主要的治国手段，因而用刑法要有节制，以之起到威慑作用，从而使人不敢犯法，终至不用刑法而天下治。

他眼见历代暴君丧身亡国的教训，谆谆以慎刑告诫子孙，切不可过于苛暴：

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惨酷，倚苛暴之吏，执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爱恻怛之意？杀人越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曾未旋踵而身亡国灭，子孙无遗类。是皆可为明戒。

历代统治者总喜欢把自己妆扮成仁义贤明的君主。其用武，曰为止戈，曰解人于倒悬，拯人于水火，其杀人曰有〃生生之道〃。即使淫刑滥杀，也绝不承认苛暴。然历史事实教训了他们，滥施刑罚会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从而失掉宝座。中国历代主张行仁政的政治家，对此是一脉相承的。

统治者的反省反思，以至于其节制刑罚，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百姓有多深的感情，他们的出发点在于维护其宝座的稳定。

4．养士择贤听谏纳言

君主以一人临天下万民，虽全智全能也不可能事事躬亲。君主之能在于用人。因此，养育人才、选拔人才便成了历代有为君主、政治家重视的问题。朱棣说：

致治之要，以育才为先。……苟不养士而欲得贤，是犹不耕耨而欲望秋获，不雕凿而欲望成器。故养士得才，以建学立师为急务也。

任人之道当择贤才，择之审则用之精，……取之至公，用之至当，不以私昵而妨贤，不以非贤而旷官。故善用才者，如百工之用器，各造其宜而已。……

佐治理者，必出众之才。知其果贤矣，听之勿疑，则可以养其忠亮。授之以事，则可以责其成功。夫贤才在位，则不贤者远，官皆称职，而庶事咸康。

这里，朱棣提出了几项主张：1．致治须资贤才，贤才须养之而成，故育才须从建学立师为急务。2．任人当择贤才，择贤才当取之至公而用之至当。3．用人果贤，听之勿疑，官皆称职，庶事咸康。

但是还应该补充一条，即君主要使士为己用，必须待之以礼，否则将不会得士。朱棣说：〃人君之于臣下，必遇之以礼，待之以诚，不如是则不足以得贤者之心。夫君不独治，必资于臣。敬大臣非屈己之谓也，以道在是而民之所观望者也。是故，待下有礼，则天下之士鼓奋而相从。待下无礼，则天下之士纳履而远去。〃

在中国古代，士是一个独立的阶层，它可以为君所用，也可以不为君所用，关键要看君所实行的是什么政策。即以明初言之，其时文人多有不出仕者。清人赵翼说：〃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　因而朱元璋竟然规定了〃不为君用〃的法律。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拒绝与明廷合作。　有鉴于此，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便提出了礼臣下的观念。礼臣下并不是朱棣的发明。

在君主制社会中，虽然君主是政治生活中的主角，但大多数政务却有赖于臣僚去完成。君与臣是一对矛盾，不仅在权力分享上，也在治国方略之异同上，他们常会发生冲突。是出于公心还是满足私欲，是立足于长治久安还是只顾眼前安乐，往往是他们冲突的焦点。作为君主，如何对待臣下的意见，作为臣僚，如何〃辅佐〃君主，是又一个为历代政治家注重的问题。按照中国的传统，纳谏、听言是君主为人们所称许的美德。不畏威暴，敢于谏诤，则是臣僚应尽之责。在《圣学心法》中朱棣说：

人君日理万机，事难独断，必纳言以广其聪明，从善以增其不及。虚心而听，不恶切直之言。宽大有容，以尽謇谔之谏。苟不谦己和颜，以接群言，则臣下虽有直言，不敢进矣。故听言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