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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统一整体，仅赞成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则更加困难。例如，他的反对物价及收入政策：干涉主义和关于总体主义的观点，如果不是与他的关于移民或欧洲的观点联系在一起，可能会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那时，其他保守党人在除欧洲以外的其他问题上都趋向采取相同的立场。特德给我提供了规划这条路线的机会。保守党政治中心的年度讲话目的在于向那些来参加保守党会议的人介绍一些重要理性思想。而由谁来发表演讲通常要由党的领袖来决定。毫无疑问，看来是一项民意调查或保守党的一位顾问提出建议认为让我讲一个对“妇女”有吸引力的题目也许不失为一个好主惫。幸运的是我可以自己选题目。所以我决定选一个对于善于思考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都会有吸引力的题目。我的题目是，“政治上出了什么毛病？”

想理清你的思路，没有比清楚地向别人讲述一遍自已的见解更好的办法了。我知道那时政界正在讨论许多重大问题，不管人们对60年代如何评价，那些年代总归是活跃的思考，能引发热烈的争论，尽管要求变革的许多想法来自左派。我借了一抱关于哲学的、政治的、历史的书，白皮书，议会记录，各种演讲稿，拿回兰伯赫斯特的家里。没有人指导或帮助我，我只有埋头苦干，就像格言中的冰山，我最终完成的文件背后是我付出的大量劳动。

我首先列举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政治失望。部分原因确实是由于人们所受的教育提高了，看报纸多了，对事物的批评也就多了。而其它的原因则是由政治家自己造成的，政治计划里充斥着各种诺言，随着福利国家的扩大，这些诺言的影响就更大。我由此谈到了我所认为的公众越来越远离政治的主要原因：政府管得太多。各政党竞相允诺他们将使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而这种认为政府可以实现这一切的观念就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次大规模扩大国家控制和干涉的机会。这反过来又使普通百姓感到他们在自己及家庭生活中的发言权太少。左派宣称问题的答案在于建立一套允许人民民主参与政治决策的结构，但真正的问题是政治本身已经涉足了许多本不该由它来管的决策。随着政府管制的不断扩大，形成了一种追求规模的政治心态——也就是单位大可以提高效率的论调。实际上则恰恰相反，小单位、小企业、家庭、最终个人应该再次成为关注点。

除以上这些想法，我在政治中心的报告有的部分是关于价格和收入政策。在这两个问题上坚持了内阁的口径、既谴责了强制性政策，又避而不谈自愿性政策，但我还是加了以下一段：

我们现在过多地强调了与政府职能无关的控制收入，而忽视了政府的基本作用——控制货币供应量，管理需求。如果更多地重视这个作用，少强调外在的具体控制，将能够取得更多的经济成果，当然，这将意味着，政府自己也需要像它急于要求别人做的那样实行自律。这就意味着用于众多公共部门的开支不应超出税收及实际结余所能承受的水平。

回过头来看，以上想法说明我对这些问题究竟理解了多少，还有多少没有理解。我那时已认识到货币供应量是控制通货膨胀的所有政策的核心，但我并没有看到控制货币供应量就不再需要任何收入政策，也没有认识到货币政策本身就是控制需求的途径。

我想，部分原因是我在政治中心作报告时受到了注意，翌年初，《每日电讯报》约我为该报撰写两篇关于一般政治哲学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我就同样的主题做了进一步闸述。我特别阐明的是：相互对立的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是有效民主运作所必需的。因此，追求“共识”从根本上讲就是剥夺了人民选择的权利。谈论把重大问题排除在政治之外　“或者是暗示人们对某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在”玩政治游戏“都是错误的。我在谈及国有化或自由企业的问题时特别提到这一点。但我本该在一系列其他问题上，特别是在教育上都这么做。不久，教育成为我关心的主要政治问题。社会主义者所极力追求的推行综合学校的计划不仅威胁着英国的学校，还威胁着长远的社会进步。后来无论我担任反对党领袖还是首相时都一再谈到：要求”共识“本身充满了误区。

第四节走向未来的旅程

到这时（1968年），左翼关于经济政策的共识受到了挑战，以后也将继续受到挑战。但是在道德和社会问题上新出现的开明共识却无人挑战。也就是说，政府、媒体及大学中处于影响地位的人们成功地使一个在道德上仍较为保守的社会接受了一些大城市的较为开明自由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传统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