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2/4 页)

我应邀去主持保守党在奥尔平顿举办的一次募捐会的开幕式。有些人劝我算算命，我不太情愿地同意了。有些算命先生喜欢水晶球，而这个算命先生显然喜欢珠宝。他让我把我的珍珠项链取下来，让他摸摸，以寻求神灵的指示。算命先生的结论当然是十分乐观的，他说：“你将很伟大，像丘吉尔一样伟大。”大多政治家都有点迷信，我也不例外，但我仍觉得他说得有些滑稽可笑。当然，人们都希望有好运，因此，任何可能带来一些好运的东西均受欢迎。从那以后，我认为我的珍珠会给我带来好运。我的珍珠好像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节　婚姻、家庭和法律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1950年的选举结果并不是事物的终结。在最初的兴奋过后，这种结果使有关的人们感到十分扫兴。没有多少人会怀疑工党在这次选举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不久工党将再次举行大选以挽回面子。同时，全国也十分不稳定。我继续在达特福德干也不大方便。如果我要想在政治生涯上更进一步，我应着手找一个能够获胜的选区。但我又觉得从情理上讲我应该在达特福德再竞选一次。如我现在离开达特福德，让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另找候选人是不对的。另外，恐怕很难想像我在第二次竟选运动中会产生与刚刚结束的第一次竞选运动类似的影响。我已经极其疲惫，固然没有一个从政的人当提到选举时会不感兴奋，我仍觉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再来一次竟选运动对我不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

我早就决定搬到伦敦去。由于有了J·莱昂斯公司的工作，我可支配的钱多了些。于是我在皮姆里科的圣乔治广场公寓租了一套不大的房子。老索华德先生从达特福德来帮我装饰房子。有了房子，我可以经常与丹尼斯见面，比在达特福德嘈杂的保守党活动中见面更为轻松。

我也学会了开车，并有了自己的第一辆车。我姐姐穆里尔有一辆父亲在战前花129英镑为她买的福特牌汽车，现在给了我。我的福特车在达特福德无人不知。我再次被接受为达特福德的候选人后，这辆车真为我帮了大忙。结婚后，我以几乎以与原价相同的价钱将它卖了。

1951年10月，举行了大选。这次，我又将工党议员诺曼·多兹的优势减少了1000张票。当听到全国选举结果——保守党现在在议会拥有比工党多17个议席的优势时，我欣喜若狂。

我在达特福德期间又认识了许多党内要人。1949年安东尼·艾登（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牛津）在达特福德的足球场向一次规模很大、群情激昂的群众集会发表讲话，我提议向他表示感谢。第二年，我又在艾伯特大厅召开的保守党妇女集会上作为赞扬丘吉尔和艾登的领导才能的动议的附议者讲话，丘吉尔热情地致答辞。能够见到这些大人物本人并与他们交谈，对我来说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因为在格兰瑟姆的时候，我常与家人坐在无线电旁听他们讲话，他们的讲话使我倍受鼓舞。1950年，我被确定为参加保守党全国联盟执委会的保守党毕业生代表。这次会议使我第一次详细了解党的全国组织情况。

但使我感兴趣的总是政策，而不是组织情况。假期期间，我常常到斯温顿学院上课。院长雷吉·诺瑟姆慷慨大方，很会关心人，是约翰·麦纳德·凯恩斯的朋友。他在30年代时曾到南威尔士亲身体验失业者的生活。他教导我们真正的政治战役是争取“民心和民意”。我经常应邀在斯温顿及不同选区的保守党政治中心的会议上讲话。　这时候，　我开始考虑“统一的国家”、“资产拥有的民主”及“安全网（社会保障福利）”等人们广泛提到的概念对政策的真正影响。

在我的日程中，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是议会开幕前夕，艾尔夫雷德·博瑟姆爵士——梅德斯通选区的议员——在他的卡尔顿花园区5号的富丽堂皇的家里举行的聚会。院子里搭起了几个大帐篷，灯火辉煌，暖风习习，篷子里大人物及像玛格丽特·罗伯茨不太伟大的人物欢聚一堂。艾尔夫雷德爵士高兴地把自己称为战争期间经常举办此类聚会的伦敦德里夫人的继任者。他这个人外表看来为人和气，容易相处，你将很难想像他是一个设计纽约的最早的一些摩天大厦的天才。他对我尤其热情慷慨。我就是在他的家里结婚的，婚礼招待会也是在这里举行的，也是他提议为我们的幸福干杯。

我是在12月的一个寒冷多雾的日子在城市路的威斯利教堂结婚的。结婚仪式在伦敦举行对大家都更方便。格兰瑟姆卫理公会牧师、我们的老朋友斯金纳协助城市路的牧师斯皮维主持仪式。然后，格兰瑟姆、达特福德、埃里斯及伦敦的朋友们回到艾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