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1/4 页)

据有关材料披露，到1958年春，台湾官方宣布的颠覆案已达311320件。被捕、被传讯和受到调查者超过130万人，而当时台湾的全部人口还不到1000万人。

国民党当局逃台后，在“汉贼不两立”的观念下，更加仇视共产党，并冠之以“匪”，在岛内一再掀起“###”高潮。

为把台湾的思想文化纳入“###”轨道，蒋介石发起“文化改造运动”，发表一系列“###抗俄”文章，打着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攻击马列主义。在学校、军队中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倡导“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在高中高职以上学校成立“中国青年###救国团”，实施“###抗俄”思想教育。狂热的“###”文化宣传遍及全岛，弥漫社会一切领域。在文学领域，国民党提倡“###文学”、“战斗文艺”。为配合“###”宣传，国民党当局还制造了一系列的“共谍案”，制造看得见摸得着的政治对立面。

为了使“保密防谍”工作更加行之有效，1950年1月27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台“行政院”颁布了《###保民总体战纲要》。纲要规定动员全岛的人力和物力，实施各种###战略。纲要还规定，台湾公民必须宣誓：“我自己绝不通匪，并不容他人通匪，如违反此誓言，愿受民众大会制裁。”4月14日，台湾“立法院”修订了“戡乱时期惩治叛乱条例”，扩大惩处范围，加重惩处标准，扩大军、警、宪、特的权力。6月13日，蒋介石下令颁布“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该条例规定：发现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无论何人均应向当地政府或治安机关告密检举。人民居住处所有无匪谍潜伏，该管保甲长或里长应随时严密清查。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或其他团体所有人员，应取具二人以上连保，如发现有图谋潜伏，连保人与该管直属主管人员应受严厉处分。治安机关对匪谍或有匪谍嫌疑者，应严密注意侦察，必要时予以逮捕。

为强化对人民群众的控制，国民党把在大陆时期所搞的“保甲连坐”制度照搬到台湾。1953年8月，台“行政院”颁布《戡乱时期检肃匪谍联保办法》，逼迫人民互相监视，彼此检举，如发现某人是匪谍，被联保者即使毫不知情，也要受到牵累。1955年6月至8月，国民党又在台湾搞所谓“在大陆被迫附匪分子总登记运动”，要求曾在大陆参加共产党的党、政、军、经济、文教、社会团体及各公私团体者，曾在共产党的工商机构、宗教组织工作过的人，曾接受过共产党的军事、政治、社团、文教、###、乡镇工作等训练的人，曾受共产党直接利用或“附匪分子”间接利用的人，都要到保安司令部办理登记。用当时台湾省主席严家淦的话说“凡是匪谍以及态度不暗不明、模棱两可的人，都将视为危险人物，必定要予以清除”。

由于国民党当局颁布的登记标准本身就是“灰暗不明、模棱两可”，因此谁有“嫌疑”，完全由特务胡乱判定。当时有些情况荒唐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如《时事杂志》的创办者童轩孙本人以及所办公司的经理、会计、职员一起被捕，询及原因，竟然是因为特务从他家抄出一本《汤姆·索亚历险记》，特务们居然把作者马克·吐温误看成为马克思。又如后来获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先生的母亲张明璋，仅因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期的同窗，便被扣上一顶“掩护匪谍”的帽子，被捕入狱。诸如此类例子，多如牛毛，举不胜举。1950年5月，蒋经国宣布已破获匪谍80余个单位，其中仅“苏艺林案”就逮捕100多人。曾担任过台湾行政长官与浙江省主席的陈仪，总参谋次长吴石中将、第4站总监陈宝仓中将、陆军聂曦上校等，也均因牵入不同的“通共”案件而被处决。

。　想看书来

“白色恐怖”席卷全岛（3）

江南著《蒋经国传》中曾这样记载50年代初的台湾：“翻开1950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某某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保密防谍的口号，透过各种传播媒介，普及全岛每一个角落，以匪谍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进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

“政治肃清”乌云密布（1）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对台湾的左派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在“白色恐怖”的狂潮下，一个个立志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台湾青年长啸悲歌，在大时代的汹涌浪涛中无声无息地淹没了。依据“政治受难者团体”估计，在1950至1960年的10年间，约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