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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败选的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或在政治风暴中失意或出了问题的高官，大多到公营企业任职。如前“立法委员”许福曜卸任后代表“经济部”担任台肥公司监察人，刘政鸿在“立法委员”选举失败后代表“经济部”任台肥公司董事及担任东台化学公司（台肥公司投资企业）董事长；前“立法院”副院长沈世雄以党营事业景德投资公司代表的身份成为农民银行的监察人；前“国有财产局局长”刘金标退休后代表“财政部”担任台开公司董事长。甚至前“国防部长”蒋仲苓以财团法人代表名义，成为农民银行的董事。近９０岁高龄的“总统府”资政赵自齐以雍兴实业公司代表人的身份出任“中国商业银行”的常驻监察人。特别是一些涉嫌犯罪或犯案的国民党高官也多进入公营企业。

政府官员或亲属在私营大企业兼职成为建立政商关系的另一管道。台湾当官者为何均很富有？除少数家人经商或是大家族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以顾问或正式名义在私营企业兼职，从商人那里获得相当大的职业外收入。

企业通过聘用官员或其亲属，可建立政商关系，为企业的经营活动开绿灯，提供诸多方便。而官员或其亲属则通过这种任职或兼职，不仅可获得较高的职位，还能获得丰厚的薪资，可谓官商两利，何乐而不为。大企业建立政商关系的手法多种多样，重要手法之一是建立自己的招待所与联谊组织。前国泰集团（即现今霖园集团与富邦集团的前身）的蔡辰洲在家族企业来来香格里拉大饭店１７楼建立了一个俱乐部，结合了一大批政商界名流。华隆集团的前掌门人翁大铭也建立了太平洋联谊社与阳明山联谊社。就是自称不介入政治活动的王永庆也在台塑大楼１３楼建立了自己的招待所，不少政界人物与重大事情的协商也在此举行。重要手法之二就是邀在职、退职官员或亲属到集团企业任职。

台湾各级民意代表尤其是“立法委员”在企业任职最为普遍。议会或民意机构完全失去了监督功能，而成为为商人辩护的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退休军政界官员颇受私营企业欢迎。大批退休的党政军高级干部进入私营大企业与财团，不是当顾问就是被委以重任，不是因为这些人有什么经营才干，财团所看重的是这些人的政商关系。这些退休的党政军中上层干部均在长期的工作中建立各种关系，可为企业争取利益提供方便。华隆集团，长荣集团等均是吸收退休高级官员的典型。由联勤总司令部财务署中将身份退役、曾任“中央银行”发行局长与农民银行董事长的林运祥，退休后进入华隆集团，担任嘉畜公司国华人寿保险公司的监察人、华隆微电子公司董事长、农林公司董事等职。凭他在军界与金融界的关系，为公司经营带来某些方便不在话下。前“中央银行”外汇局副局长曹耀墀退休后，任华隆集团农林公司董事长，“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何柏楠退休后任华隆公司常务监察人、义新公司常务董事与国华人寿公司董事。而三年后，“中央银行”将持有的华隆公司特别股票出售给翁大铭控制的国华人寿公司，其间是否有三位退休官员的“功劳”尚不得知，但却值得怀疑。不过，“中央银行”还是公开澄清外界的质疑，认为“中央银行”出售股票与三位退休官员没有关系，而退休人员去何处发展是个人的自由。翁大铭却因这些股票而取得华隆公司的经营权。

高官兼职赚钱有方（2）

台湾最大的航运企业长荣集团从事航运业，聘用了大批曾在交通部门主管航运业务的官员。长荣航空公司副经理楼维华是前民航局副局长，长荣海运公司董事长林省三早年也是航政局的官员，前“航警局”局长裴震及前“高速公路局”秘书室主任唐耘秀均是长荣集团的顾问。正是因为有这么多曾主管交通部门的官员在经营航运业的集团任要职，长荣集团才能获得许多特批项目与工程，事业发展十分顺利，业绩蒸蒸日上。

华隆与长荣只是大企业吸收退休军政界官员的典型。这种流行的建立政商关系的做法在其他大集团或企业均存在。有了这种关系，商人从中获得巨大利益，退休官员也获得小利，通过这种政商结合达到了“共同富裕”。

台湾权贵子弟大多均有良好的出路，不是继承父业进入政界，就是通过政商关系在商界发展，从而达到延续政商关系的目的。复杂庞大的政商关系在台湾也就日益发达。

这种官员兼职及种种官商利益结合的事情，造成严重的腐败问题，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与不满，也成为日后民众抛弃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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