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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祖国大陆方面为再次推进两岸事务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于1993年底提出进行第2次“汪辜会谈”的建议。1995年4月，台湾当局正式同意举行第2次“汪辜会谈”。同年5月26日，“海协会”唐树备副会长一行赴台北，就第2次“汪辜会谈”与“海基会”焦仁和副会长进行预备性磋商，双方达成6点共识，并决定第2次“汪辜会谈”于7月20日在北京举行。但不久后，李登辉公开到美国大搞分裂祖国的活动，祖国大陆方面不得不做出暂停两会商谈的决定。

在两岸成立两会及建立正常接触渠道的过程中，两岸经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民间交流深入展开，文化艺术体育交流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台湾当局也从开放探亲起步、被动应付，逐步走向大陆政策系统化、法治化。在两岸民间交流上，祖国大陆全面开放，一开到底，热烈欢迎；台湾当局则是逐步放宽，规定各种附加条件予以限制，因而使得两岸交流呈现出不均衡状态。两岸交流发展过程说明，没有祖国大陆的推动，两岸关系不可能取得如此快的进展和如此多的成果；如果没有台湾当局的限制和干扰，两岸交流将会取得更多的成果，发展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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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变调（1）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民党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维持党内政治生态平衡、反对“###”的政治基础。李登辉背叛一个中国原则，推销“两国论”，把国民党说成是“外来政权”，并且利用手中的权力强加给国民党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引起党内思想混乱，信念动摇。党内每次分裂固然有权力之争的背景，但是关于“###”和“反###”的政治理念之争也是重要原因。反对“###”的人既被剥夺政治权利，又失去了在党内反对“###”的自由，只得无奈之下离党而去。这是李登辉希望看到的结果。

李登辉的分裂主张，最集中地体现在大陆政策与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一个中国”成了搞“###”、“###”的招牌，成为他想方设法极力摆脱的精神枷锁。在“两国论”提出之前，李登辉混淆、否定一个中国原则的动作一个接一个，而且不断升级。

一是在两岸关系的定位上，由“一个中国”走向建立“两个国家”。李登辉自1988年1月上台后，他把蒋家父子坚持40年的“一个中国政策”放弃殆尽，一步一步走上“独台”的分裂道路。在接收蒋经国政治遗产时，李登辉当时也继承了“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因为，他如果只要蒋经国留下的权力而不要“一个中国”的政策，则无法确立自己在国民党内和岛内的统治地位。所以他在上台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中华民国的国策，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的政策，而没有###的政策。”李登辉当选“总统”后，领导地位得到巩固，便开始推行带有李氏印记的内外政策。李登辉公开发表谈话称：“愿意同中共进行政府对政府的对话，对话必须在一个中国、政府对政府和双方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国家，两个政府这是现实”。所谓“一国两府”，即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突出海峡两岸各有一个必须相互承认、对等的、合法的“政府”。这与蒋氏父子时代坚持的“中华民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显然不同，是李登辉为脱离“一个中国”原则而迈出的第一步。

1991年2月发表的、由李登辉主导制定的“国家统一纲领”，提出“不否定对方为政治实体”。同年5月10日，随着“动员戡乱时期”的结束，原来对中国共产党的诬称“叛乱团体”已不再适用，李登辉表示：“将视中共为控制大陆地区的政治实体，称它为###或中共当局。”“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名就叫中华民国”，“中共必须承认台湾是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以“一个中国、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为两岸关系定位，比“一国两府”的用意更为危险。此一主张的提出，表明李登辉在脱离“一个中国”原则上又迈出一步。

1992年8月1日，“国统会”按照李登辉的指示重新解释的“一个中国涵义”，在正式报告中称“‘一个中国’应指1912年成立迄今之中华民国，其主权及于整个中国”，另一方面声称：“中国处于暂时之分裂状态，由两个政治实体，分治海峡两岸”，“中华民国目前之治权，则仅及于台澎金马”。上述结论，在表面上仍维持了蒋氏父子所坚持的“一个中国”的前提，实际上却提出和阐释了“分裂”、“分治”的新概念。对此，李登辉进一步说：“我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始终没讲过一个中国”；“一个中国是我们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