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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是，“接班四人组”中最为关键的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倒向李登辉，蒋经国信任的宋楚瑜更是充当倒蒋与拥李的先锋。第三，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本土化”趋势十分明显，首次由本省籍人担任党主席，首次在中常委中本省籍成员超过半数，首次中央委员中本省籍成员超过1/3、由上届的近20％上升到38�3％。“本土化”开始于蒋经国上任之初，当时是为了缓和已经相当激烈的省籍矛盾。李登辉的“本土化”，着眼点是把国民党视为“外来政权”，为了改造“外来政权”，必须以本土势力来取代外省籍，巩固权力基础，同时为推行“两岸分裂分治”、建立“台湾中华民国体制”做准备。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李登辉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他开始全方位、多层次打压党内的所谓非主流派势力，国民党内从此不得安宁，台湾政坛从此不得安宁。

李登辉需要冲破的第一层扩权障碍，是打破“接班四人帮”。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完，配合中央党部换届，于7月20日完成“行政院”改组。李登辉决定改组“行政院”，以便把党政系统纳入新的轨道，“行政院长”由俞国华留任。李登辉留用俞国华的用意非常明确，利用不强势的俞国华的“空头院长”以减少对“总统”权力的牵制，把“内阁”成员尽可能换成亲李派，一是实现对“内阁”的控制；二是向“本土化”转化，在新“内阁”中，有“行政院副院长”施启扬等9位本省籍“阁员”。并且以此为基础，加快了党务、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各个领域的全面“本土化”的步伐。

李登辉的目的是要逐渐清除“接班四人帮”。他在顺利主导中央党部换届和“行政院”改组后，认为逐渐清除亲蒋派的时机已经成熟。第一个削权对象，是“接班四人帮”中当时处境最不乐观的俞国华。一年多来，亲李派不断出面制造“俞国华是国民党的负债，而非资产”的假象，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俞国华不得不于1989年5月17日向李登辉提出辞职报告。5月26日，李登辉顺水推舟，提名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继任“行政院长”。5月31日，国民党方面宣布李焕“内阁”成立，6月1日，李焕转任“行政院长”，登上仕途又一高峰。李登辉主导的第二次“内阁”改组，以同意俞国华辞职、提升同为“接班四人帮”成员的李焕的形式，不露声色地“冷冻”俞国华，使得蒋经国安排的“接班四人帮”先失一将，这为李登辉从更深层次考虑权力基础和人事组合创造了条件。

李登辉更深的考虑是，在打压“接班四人帮”的同时，完成党政军系统的改造，扩大自己掌权的政治基础。他之所以拿出“行政院长”职位，作为调整重大人事的“中转站”，是因为“行政院长”是官场重臣、“顾命大臣”们求而难得的职位，可以以此为诱饵，进行调虎离山，实现巩固权力计划，调升李焕就是如此。如今，身为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收回了李焕控制的党务系统，接替李焕“中央党部秘书长”职务的是宋楚瑜，宋楚瑜对党务系统进行了彻底改革，全面清除亲蒋势力，推行“本土化”。

被蒋经国当做“镇岛大将军”的郝柏村，已成为李登辉不得不防的人物。郝柏村于1981年12月调任“参谋总长”，1986年3月进入国民党中常会，成为中常会中惟一的职业军人。按照岛内军界的规定，“参谋总长”任期2年，可郝柏村竟然连任4届8年。李登辉担心的就是郝任职“参谋总长”时间过长、积累人脉资源过多。更让李登辉不放心的是，在蒋经国去世后，蒋家成员、特别是宋美龄女士对郝柏村分外信任，来往甚多，颇有把郝柏村当成减缓“非蒋化”进程保护神的涵义。郝柏村成为李登辉整治的“接班四人帮”中第三个被重新安置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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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权力核心（2）

1989年11月22日，郝柏村的“参谋总长”任期再次到期，李登辉用国民党中常会的名义决定郝柏村出任“国防部长”，遗缺由“空军总司令”陈龄接任。正在东南亚访问的郝柏村，接到此消息时，只有无可奈何。为保住郝柏村的兵权，宋美龄女士曾特意邀请李登辉到士林官邸会谈，此后还给李登辉写过两封信。郝柏村和宋美龄，显然高估了自己在国民党上层的影响力。李登辉决心未变，还是把郝柏村从具有调动、指挥军队权力的最高军令长官“参谋总长”的职位上拉了下来。

削除郝柏村的兵权，李登辉用的是调虎离山、明升暗降法。明升暗降指的是，“参谋总长”只是最高军令长官，而“国防部长”则“入阁”为政府系统最高军事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