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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的阴影下。校园自此也全面进入“白色恐怖”时代，军训教官进入校园，情治人员渗透学校，学校师生的言论更受到政府的钳制，学生运动遭受重大挫折。

经历了一场“2·28事件”后，绝大部分的台湾青年不可避免地陷入思想无出路的苦闷状态，他们苦苦地思索着台湾往何处去？事实上，大部分进步的台湾青年对国民党所代表的“白色祖国”绝望了，他们后来便转而倾向共产党所代表的“红色祖国”。台大医院里第三内科主任许强与王耀勋、苏友鹏等部分医生在郭琇琮等人领导下，秘密展开了学习左派理论的读书活动，以极大的热忱，研读巴金、茅盾、老舍、鲁迅等30年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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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肃清”乌云密布（2）

1949年9月，以基隆中学师生逮捕事件为序幕，针对所谓的“匪谍”或“潜存的反政府组织”，国民党情治系统在全省各地同时展开了秘密逮捕行动。郭琇琮、王耀勋等左派领袖人物突然在家里被秘密逮捕。1950年5月13日，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许强医师、眼科主任胡鑫麟医师、皮肤科医师胡宝珍和耳鼻喉科医师苏友鹏，同时被捕。这就是有名的“台大医院案”。4位医师从台大医院被押送到保密局以后，首先是填写各自的基本资料，然后就把衣服、皮带、鞋子脱下，交给卫兵检查。结果，卫兵竟然从苏友鹏西装外套的口袋，搜出一本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本《狂人日记》则成为“叛乱罪”的惟一物证！

1950年9月7日，军法处裁定许强与郭琇琮、吴思汉、王耀勋等10名同案“共同意图破坏国体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各处死刑并褫夺公权终身”。另外，谢桂林医师等4人也以其他罪名被处死刑。11月29日的《中央日报》刊载了“潜台匪谍14名昨晨被执行枪决”的新闻。

许强等人被执行枪决以后，苏友鹏跟其他同案幸存者也被判决了。苏友鹏因为“1949年10月参加叛乱组织”，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苏友鹏后来回忆说：“优秀的人才是非常难得的！日本统治台湾50年，殖民地台湾才出现几个像许强老师、郭琇琮和吴思汉等那么优秀的人才。可是光复才5年，一场白色恐怖的政治风暴就轻易把他们扑杀了。真是可惜啊！”

上世纪90年代初，原来在“国防部保密局”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少将终于站出来现身说法，公布了一本过去的绝密资料——《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这份文件成为迄今有关50年代台湾政治案件最重要、最有系统的官方记录，包括时间、案情、综合检讨以及主要涉案人员名单和处置方式。其中抓人最多的两个案件是“匪台湾省工委蔡孝乾叛乱案”和“匪重建台湾省工委陈福星叛乱案”，其他百余政治案件中许多是以上两个案件的延伸。

关于陈福星事件，相关记录如下：“1950年5月，以陈福星为中心之北部台共组织已设法与匪共中央取得联系，接奉匪共中央1950年4月指示，乃即召集全省高级匪干商讨建立临时领导机构。至1950年底，全省各地匪党组织已再具规模，并检讨过去失败教训，具体指出以后工作方针，再度展开活动”。重整后的省委组织，在特务机关的打击下，主力被迫从桃园、新竹转移至苗栗地区，但在一些叛徒的告密下，党组织基地暴露。许多重要领导人被捕，被送到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一些人被送到绿岛，在孤岛上一蹲就是十几年，耗掉了宝贵的青春，等到回到家时，人事景物全非，顿有换了人间的恍然。

马场町的枪决刑场成为最重要的历史见证，地下党员们就义前的情景终于被忠实地记录下来。地下党员们在马场町被枪决后，依惯例遗体由家属领回，但也有不少人尸骨不知去向。1952年8月，苗栗县铜锣镇的徐庆兰以“匪谍”罪名被枪决，尸骨无踪。他的妹妹曾梅兰也坐了10年的牢，出狱后一直找不到固定的工作，所有公司的老板害怕惹麻烦，不敢收容她。曾梅兰只好四处打零工为生，偶尔回到铜锣，父母都对她再三叮咛一定要找到哥哥的坟墓。因此只要有空，曾梅兰就骑着脚踏车，到台北每个墓地去找，结果一无所获。1993年5月，曾梅兰认识的一位捡骨师偶然间在台北六张犁公墓的一处草丛边看见一块碑石刻着“徐××”字样，他知道梅兰的哥哥姓徐，却不记得名字，不过他还是跑去告诉梅兰这件事。隔年，梅兰拿着除草的镰刀跟着捡骨师到现场，除去野草，擦拭了字迹模糊的墓碑，上面正是“徐庆兰”三个字。曾梅兰事后说：“我的心非常痛、非常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