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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深远白崇禧宣布了处理此次事件的四项原则，如调整地方政治制度，将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各县、市长提前进行民选，尽量缩小民生工业之公营范围等等。但是，因“2·28事件”而造成的省籍对立，却不是几条安抚措施所能消弭的。国民党退据台湾之后，用各种方法去抚平这道历史的伤疤，虽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此后数十年，省籍矛盾的阴影仍然困扰着台湾当局。“###”分子更是不断地重翻“2·28”的旧账，以挑动台湾同胞对国民党甚至整个大陆的不满情绪。有人因仇恨国民党的暴政，呈现出来的心理反应，连国民党推行的“国语”运动都加以彻底抵制，许多人几十年来一直坚持讲台湾话而从不讲一句普通话。有人在“立法院”用台湾话骂国民党的官员们，台湾人会拍手称快。这种情绪显然带有“盲目”和“狂热”的成分。根植于“刻骨铭心”上面的“盲目”和“狂热”的心态，正是反对党所需要的“宝贵资源”。“###”分子则正利用台湾人的这种情绪，大搞“###”分裂活动。“###”分子不断宣称，“国民党从大陆过来压迫台湾人，中共也是大陆人，他们的‘兄弟’，都不是‘好东西’”，不断利用岛内的省籍矛盾来煽动台湾“独立”！

在台湾生活几十年的蒋经国对台湾同胞的这种“情绪”，始终很不理解。蒋认为他在台湾搞了那么多改革，可台湾人还那么反对他而感苦恼。他虽然说“我也是台湾人”，想借此来缓解“省籍”矛盾，但是台湾同胞仇恨国民党政权的心态一点也没有减少。“2·28事件”真相依然迷雾重重，台湾人民的悲愤仍未平息此后，“台湾进入一段很长的政治冬天”，台湾同胞与国民党当局之间、本省籍与外省籍之间产生了严重矛盾与隔阂，给当代台湾政治生活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所以“2·28事件”是台湾当代史上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它所造成的“二二八情结”，至今在台湾政治生活中仍然有一定影响。台湾学者王晓波说过：“我愈发觉得‘2·28事件’这一死结非要解开不可，否则永远成为台胞心灵深处的隐痛及阴谋者煽动的口实和利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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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席卷全岛（1）

国民党逃台之初，党政系统瓦解，经济恶化，人心骚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国民党政权为强化对台湾人民的统治，确保孤岛偏安，在台湾大搞恐怖、专制统治，并由此拉开了50年代“白色恐怖”之序幕。

1949年5月19日，国民党在大陆全面溃逃前夕，刚接任台湾省主席不久的陈诚秉承蒋介石之意，通过台湾“警备司令部”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台湾从此开始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时期，开创了中外历史上“戒严”时间最长的先例。

为了让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合法化，早在1948年4月18日，国民党当局就通过了由王世杰等700多名“国大代表”联合提出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提案，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经立法院通过或追认）或第43条（发布紧急命令依照的程序）所规定程序之限制”。“临时条款”通过才半个月，蒋介石便签发了《全国动员戡乱案》。

5月19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布，自5月20日零时起实行全省戒严，除基隆、高雄、马公3个港口在警备司令监护下开放外，其余各港一律封锁，严禁出入。该戒严令还规定：（一）自同日起基隆、高雄两市，每日上午1时起至5时止，为宵禁时间，其他各市除必要时，暂不宵禁。（二）基隆、高雄两市各商店及公共娱乐场所，统限于下午12时前停止营业。（三）全省各地商店或流动摊贩，不得有抬高物价闭门停业、囤积日用必需品、扰乱市场之情事。（四）出入境旅客，均需登记手续，接受出入境检查。（五）严禁聚众###、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行动。（六）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七）严禁人民携带武器或危险物品。（八）居民无论家居外出皆须携带身份证，以备检查，否则一律拘捕。该“戒严令”宣布有下列行为者处死刑：造谣惑众者，聚众暴动者，扰乱金融者，抢掠财物者，罢工、罢市扰乱秩序者，鼓动###、公然煽动他人犯罪者，破坏交通通讯器材者，妨害公众之用水及电器煤气事业者，放火决水发生公共危险者，未经允许持有枪弹及爆炸物者。按照“戒严法”的规定，1946年由“国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