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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粮食价格上涨250倍，因无米可炊全家自杀之事常有发生。对于台湾米荒的状况，战后初期被派遣来台的记者王思翔于1951年12月在上海出版的《台湾二月革命记》中这样写道：“台湾本来是谷仓，1946年的年产量超过89万吨，供本省人口粮尚有余，但因军用米占了很大的比率，所以今春的米价反而比上海还高，甚至发生饥馑现象。苛敛诛求的结果，加速了农村的破产。被饥饿所迫的人们，年轻的成为小偷强盗，女人当了娼妓，光是盗窃就使牢狱超满额，收容人数超过平常的三四倍。”

据统计，1946年，台湾两季稻收成共640万日石，台湾本省所需食米为500万日石左右，剩余的足可以应付任何意外或灾患。出于内战的需要，国民党政府把从台湾征收的大米和用肥料从农民手中换来的大米，全部运往苏北和华北充军粮了，这才是造成台湾2月中旬米价再次暴涨与危及人民生存的根本原因。由于米价暴涨，大闹米荒，台北出现了一个“反对抬高米价行动团”，在“2·28事件”的前二周（2月13日），即发生了台北市千余人，聚集于华龙山寺口，整队出发游行请愿，要求解决米荒问题。

受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台湾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陈仪接管台湾后，虽然采取特殊政策，继续使用原有旧台币，让它和大陆币制隔离，以避免受大陆经济混乱的影响。然而，实际上，台湾无法断绝与大陆间的经济关系。战前台湾银行发行钞票约8000万元，1945年8月战争结束时，台湾银行总发行额为14�3亿元。陈仪来台两个月后，发行额剧增至20�8亿元，1946年5月增至29�4亿余元，1946年底增至53�3亿余元，也即台湾银行的发行额，自1946年6月至同年年底增加1�8倍。随着纸币天文数字般的泛滥，物价当然也就猛涨起来。台北市50种商品的批发物价指数，1946年比1945年增加260％，1947年又比1946年增加360％。台北市一斤白米的价钱由1945年8月的二毛钱涨到同年11月的12元，再涨到1946年2月的16�8元，再涨为1947年1月的80元。1945年11月至1947年1月，食品价格上涨6�3倍。其中最惨的是农民，肥料价格上涨高达270倍。另外，由于当时台币与法币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即1元台币兑30元法币，于是贪官污吏、不法奸商和黑社会分子，便从各种渠道将法币兑成台币，在台套购物资，运回大陆高价售出，使台湾的物资更加匮乏。

百业萧条伴随的是失业人口增加。由于统制经济，剥夺了民间企业的经商自由，加之官吏昏聩无能、贪污舞弊，致使大批官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破产、关门，直接导致了经济形势的恶化。到1946年底，台湾官营、民营工厂，已有90％停工，造成大批工人失业。据1946年统计，台湾失业劳动者已达80万人，占全岛人口的10％以上。另外，1946年以后，约有数十万的留日学生、退伍军人、军属陆续返台，使得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失业人口的激增，形成了社会的重大压力，社会治安迅速恶化，被生活所逼而沦为盗贼的日益增多，“2·28事件”爆发前的二三周，仅台北市大同区一个星期之间发生的偷盗案就有数十件之多。

物资的缺乏，尤其是米粮的短缺，造成民生痛苦与社会不安。此外，国民党当局还漫天要价地向台湾同胞征税，更使人民群众怨声载道。1947年2月中旬，由于粮食缺乏，各地发生了“抢粮暴动”。同时，岛上街头巷尾还出现了嘲笑国民党政权的漫画及宣传。民间开始对国民党的官员或士兵到酒楼、饭馆白吃白喝进行抵制，甚至出现在大街小巷殴打“阿山”（外省籍的贪官污吏）及在偏僻处抢夺军人枪支事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发生在苏花公路上的一桩惨案。1947年初的一天，在苏澳至花莲的临海公路上，一辆公共汽车在半途遇上一群军人，这批军人蛮不讲理，要旅客下车，让他们乘坐。司机和旅客不允，这些军人便毒打司机，威胁乘客。司机见状忽然改变态度苦劝旅客下车，司机驾驶满载军人的汽车急速冲向几百丈深的悬崖绝壁，掉进太平洋。群众集体反抗事件越来越多。如1946年上半年发生在高雄市郊区湾仔区内的农民集体抗租事件；1946年10月各地频频发生劳工“反对解雇”的示威罢工，如台湾钢铁公司、高雄制碱厂、高雄水泥厂、台北烟草公司、汽车司机等纷纷举行罢工。甚至连公务员也为要求改善待遇、反对政府拖欠薪金而进行罢工或游行、请愿。学生们则进行罢课，学生的领导者甚至主张用实力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