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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人在“白色恐怖”中殉难，六七千人受到监禁，而且政治迫害的灾难一直持续下来，不仅左派势力受到严重打击，更有不少无辜民众受到波及。

“2·28事件”被国民党援军镇压下去后，台湾的政治气氛顿时为一片“白色恐怖”所笼罩。那些为特务利用、参加治安维持队的天真、热情的学生，首先遭到被杀害的厄运。但是，幸存下来的“台湾学生联盟”的进步学生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据###领袖之一的吴克清说，因为他们在“2·28事件”中看到中共地下党员的献身和牺牲，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因此在“白色恐怖”中纷纷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一部分地下党员转入山区坚持游击战争。事实上，据国民党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台湾地下党员人数，经历了一场“2·28事件”后，反而从70人急增为285人。然而，总的说来，战后台湾的###在“2·28事件”后，不得不暂时在校里沉寂下来，###的主要领导人如郭琇琮、吴克泰、陈炳基、叶纪东等人也潜入地下，参与及领导了一场更加艰巨而全新的斗争。1947年，在内地的台湾省公费生组成的“台湾同学会”，利用暑假，组织演讲团，在台湾各地开展巡回演讲，介绍大陆学生运动的情况，传播新的思想。通过这一新的启迪与鼓舞，一度沉寂下来的校园学生运动，又从1948年春天开始逐步高涨起来，到了1949年春天，也因台大和师范学院发生的“四六事件”而达到战后台湾###的高潮。但是，没过多久，这股向往“红色中国”的左翼势力就被随之而来的“白色恐怖”狂潮淹没了。

“2·28事件”后，台湾社会秩序表面上恢复了平静，实则人心仍然浮动。当时大陆局势多变，国民党政权连连败退，各地###风起云涌，台湾亦不例外，台大、师院两校学生，先后联手走上街头示威，表达对当局的不满。4月6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出动大批军警，突然包围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逮捕数十名从事民主宣传活动的学生，通缉若干进步人士，此事史称“四六事件”。经过“四六事件”的打击，校园和社会中的反国民党势力又被瓦解。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中）、蒋经国（左）与蒋纬国（右）1949年3月20日，台大和师院的学生共乘一辆自行车，经过中山路派出所被抓了，那时规定自行车不得载两人，警察要罚款，学生不肯，警察就把学生扣留，并转送第四分局处理。消息很快传到师院和台大，听说同学被警察抓去，要罚款又挨了打，两三百名学生去包围第四分局，要求释放学生。这一波抗议无结果后，两校学生自治会还临时开会决定，翌日发动全校罢课游行示威。

3月21日，台大学生在罗斯福路校本部集合，整队出击，师院学生也整队出发，队伍约千余人。两队会合选出十多名主席团指挥游行，并派人担任纠察维持秩序，游行队伍沿途高唱“团结就是力量”，高呼“反内战要和平”、“反饥饿提高公费”、“警察无权打人”。游行队伍抵达警察总局的大门口，静坐抗议，由主席团代表学生向局长提出五项要求，局长口头应允，以免事情扩大。这次游行请愿和平落幕，学生各自解散回校。

3月29日青年节，台北市大、中学学生联合会宣布成立“学生联盟”，决定以“结束内战，和平救国”、“反饥饿反迫害”等诉求，于当夜在台###学院操场举行“青年晚会”。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动用党政军警特力量，对校园内的###活跃分子严密监视。4月，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自南京抵台，下令清查学生运动主谋分子，准备抓人。4月5日，“警总”提供一份黑名单，要拘捕台大21名、师院7名领导###的学生。

4月6日半夜，“警总”决定拘捕黑名单上的学生，同时发动宪警部队，团团包围师范学院，宪警派人向学生表示，只要交出名单上的人即可，与其他学生无关。但学生坚拒警方要求，关闭宿舍大门，一遍遍地高唱“团结、团结就是力量”、“我们是暴风雨中的海燕，勇敢地飞向天空”等歌曲，并向宪兵们喊话，要他们“赶快回去，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不要做国民党的帮凶，不要做别人的走狗”，但宪兵们毫无反应。天亮后，宪警决定攻坚，逐渐缩小包围圈。师院的学生都跑到楼上，并以桌椅堵住楼梯口。黎明时分，宪警攻入宿舍二楼，学生抵挡不住，四处逃命，但被宪警逐一抓起来，大概有两百多人统统押上大卡车送到第6部队营区。事后许多学生遭到逮捕、被判入狱，甚至丧失生命。

“4·6事件”后，国民党政府宣布“戒严”，全省笼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