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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当局当时锁定的镇压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批评政府者，二是“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成员及其助理人员，三是青年、学生、教员、律师等，以及所有与事件有关系者。陈仪当局自3月9日以后，即开始有计划地逮捕台湾的知识界精英。许多著名的教授、律师、医师、民意代表、教员、地方领袖、社会名流，纷纷被捕，或下落不明，或已被处决。“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总会及全岛17个县市分会的领导成员及其参加者大多惨遭杀害。其中台北被杀害的知名人士有林连宗（省参议员）、宋斐如（人民导报社长）、施江南（四方医院院长）、吴鸿棋（台湾高等法院推手）、林宗贤（板桥镇长）、黄朝生（台北市参议员）、李仁贵、陈屋、徐春卿（同上），林桂端（律师）等。13日，陈复志、潘木枝、陈澄波、张昭田等共26名嘉义士绅被捕，最后在嘉义火车站前广场遭枪决。高雄市有王石定、王永平、黄赐、许秋琮等34位士绅都被捕，在市政府内枪决。上述精英分子被害的个案举不胜举，而且几乎都没有经过公开的审判。至于被捕坐狱者，则更不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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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镇压悲剧（2）

经过数天的军事行动，至3月13日，台湾全岛已完全纳入当局的控制之中。随着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抵台“宣慰”，镇压形势稍有缓和，但是接下来的“清乡”及持续的“绥靖”工作，又为台湾社会带来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3月14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称：“至3月13日止，全省已告平定，即日起开始肃奸工作，凡我民众，对于奸伪分子应随时注意检举密报附近军宪警，予以拘捕，绝对禁止任何人窝藏奸伪分子，如敢故违，定予同罪。”于是省警备司令部立即借“户口调查”名义，进行全面搜查或突击检查，并巧妙运用“五人联保”的连坐制度及“密告奖金制度”，逮捕了很多异议分子。当时被捕的著名人士就有：林宗贤（国民党参政员）、郭国基（省参议员）、林日高、洪约白、马有岳（同上）、潘渠源（台北市参议会副议长）、骆水源（台北市参议员）、黄定火（同上）、陈华宗（台南县参议会副议长）、吴新荣（台南县参议员）、蔡丁赞（台南市参议员）、林西陆（台中建国工业学校教务主任）、张文环（作家）、林连城（台中市参议员）、陈万福（台中县参议员）、李金聪（高雄市参议员）、郭万枝等等。除了上述知名人士外，还有很多有名或无名的中坚分子被捕入狱。

3月20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发布“为实施清乡告民众书”。主要有两大目的，一是交出武器，二是交出“恶人”。在“清乡”期间，许多民众为了怕家中保留的一些日军遗留物会引祸上身，50年代的一些与军器无直接关系的物品也都缴交出来，军方则照样全收。由于“恶人”的标准，纯属当局的主观认定，因此人人自危，什么时候会成为“恶人”，谁也不敢保证。“清乡”的时间很长，几乎延续到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逃台，与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代相衔接。

在“2·28事件”中，究竟死伤多少？至今仍难有确切的数字，但死难者逾万人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台湾现代历史上的一大悲剧，是国民党专暴、残酷统治在台湾的写照，也是国民党日后在台湾失去政权的历史根源之一。

难以抚平的历史伤痕

“2·28事件”是台湾民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腐败统治的一种自发性的群众反抗事件，属于当时全国各省市反对国民党残暴统治、反对内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次人民民主自治运动，其主要要求是打倒贪污腐败，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地方自治。但是国民党当局却给这个事件戴上“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叛乱罪名，进行残酷的镇压，它给台湾同胞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是深远的。

“2·28事件”后，台湾地方势力元气大伤，已不可能再向国民党挑战，但国民党的形象也在台湾民众中破坏殆尽。台湾同胞的心底，自此深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也成为威胁国民党对台统治的最大内在因素。虽然为了安抚台湾同胞，国民党派白崇禧、蒋经国等到台“宣慰”，“2·28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