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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足25万辆的1983年国庆节过后，由于外地车辆集中返京造成全城交通大拥堵，排队通过一个路口要等十几个红绿灯，公共汽车的时速降到不足5公里。

回顾北京近年交通管理的历史，小型车限行、分单双号上路、越野车和两厢车不准走长安街等限制措施也实行过。然而很快时过境迁，没有成为交通管理的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大力建设路与桥，加强现代化交通管理，发展以轨道交通为重点的公共交通。发展是硬道理，北京道路环境基本与机动车的激增保持了同步。今天北京200万辆机动车中，属于私人购置的为128万辆，其中私人轿车为80万辆。每百户家庭拥有私人机动车30．5辆，轿车19辆，北京老百姓在全国率先享受到现代汽车文明。

应该看到，得益的不仅仅是买了车的北京市民，私家车的激增，也使大多数在北京生活的人，甚至全国人民受益。买车要交车价10％的购置税、3％的消费税；用车每年要交1000多元的养路费、车船使用税；北京80万辆私家车这些税费加起来，一年动辄上百亿元，这些钱分别纳入地方和国家财政，使政府除了获得修路的资金，更有能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环保及公用事业，救助失业和贫困人口。北京现代汽车公司也许只有两三万员工，可是工厂周围大量零部件厂，以及为汽车提供钢铁、玻璃等材料的上游产业；消费者买车用车形成的维修、加油站等下游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恐怕二三十万都不止。

200万辆机动车没有让北京交通瘫痪，那么300万、400万如何呢？对于北京机动车“总量”规划最早提出量化建议的是今天的商务部长，当时的机械部副部长吕福源。他在1997年春天就提出，国际上属于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大都市，汽车保有量少的400万辆，多的700万辆。且不说这些城市还有发达的地铁。一个城市的经济总体规模，总是与汽车的保有量相联系的，没有足够的汽车保有量，经济就不可能充分活跃起来。

今天北京的市政专家们根据国际大都市的共同规律，建议北京机动车保有量的长远规划应该在700万辆左右，而且要辅之以全面的交通智能化管理和发达的公共交通网络。人们的认识的确在与时俱进。在汽车进入中国百姓家庭的历史进程中，有一点是铁定的：道路拥堵的时紧时缓，始终会与汽车保有量的增长长期相伴，既不要指望“永远的畅通”，也不会有杞人忧天的“瘫痪”。（据新华社8月12日电）

这是一篇发表于整整五年前的文章，但如果把文章中的200万辆换成300万辆、400万辆，看起来觉得仍像刚写的一样，一点也不觉得是在说五年前的事。是文章写得好具有超前意识么？非也。只能说明我们的很多人，包括某些决策者、领导者，他们的思想观念何等陈旧，思维方式何等简单，并且这种陈旧的思想观念、落后的思维方式，五年过去以后仍旧没有根本的转变，甚至有些人根本就没有任何转变。

堵车就是因为车多，车多就限制车辆的保有量，已有的车呢就限制使用。路上车少了，当然就不再堵车了。解决堵车问题并不难嘛！看起来这种推论很是有理，也很管用，但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线性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什么问题就都好解决了。看病难，那就限制人们少看病、不看病，规定只有病到什么程度才能去医院，一般的感冒肚子疼医院不接待，只能自己到药房买点药；电力紧缺，就限制人们少用电、不用电，规定几点前必须关灯睡觉，每人用电不准超过多少度，超限拉闸；住房紧张，那就规定每个人住房不得高于几平米，一套房子不得大于多少面积……等等。直观上看，这些办法是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能这么办么？这么办，社会还能进步么？经济还能发展么？人民还能过上幸福生活么？如果以这样的思路也能管理城市的话，随便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市长。以这种思维方式来管理城市，还体现出懒惰政府的明显特征。限制是最简单的管理办法，只需发布一个通告，只需违者罚款，几乎不用动脑子，也无需学习什么科学发展观。

限制的办法也不是什么新发明，也有一些国家用过，我们有些国人也很欣赏，想照方抓药的也大有人在。然而在国外已经实行过的限制措施的结果又如何呢？

伦敦征收车辆拥堵费的做法，是最著名的了，不少人为之津津乐道。外国的许多好东西学起来不容易，常常会被认为不符合中国情而学不成。但是对这类东西，有些人学起来倒很快。今年国内学伦敦想要征收城市交通拥堵费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