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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也抓上台勒令其高呼口号与其父决裂划清界线。他儿子振臂高喊：“打倒我爹！打倒我爹！”结果千百人齐声高呼：“打倒我爹！打倒我爹！”

一生古板正经的老县长，因为被人看管得紧，总找不到死去的法子，吃饭时灵感来了，把筷子插进鼻孔，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完蛋了。

对自己下手最狠的可能要数县图书馆的老馆长，也更具有喜剧色彩，走到街头，喝下半瓶煤油，又把半瓶洒身上，自己划根火柴点着了，还不忘高举红宝书，跳起忠字舞。跳忠字舞也没什么，那时候讲究早请示晚汇报的人们，不分年龄性别职业，只要广播里响起《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首歌曲，便会放下手中的活计，当街起舞。关键是这位图书馆长都烧成了一团火焰，还能跳得有板有眼，把红宝书紧贴胸口，双手分开，形成一个高举的V字，有节奏地来回摆动，再跪下一条膝盖，做抬头仰望太阳状。这得需要忍受多大的疼痛才能保持动作不变形？我不小心被开水烫了下，都要啮牙咧嘴鬼哭狼嚎。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准确说，是一具尸体。他死在路上，胸前被人写上了四个大字，“我解脱了。”有人觉得这四个字碍眼，一脚踢翻尸体，噢，背面还有四个字，“我翻身了。”但这种幽默感估计不是死者所能拥有。

自杀的人都是用试图用死来威胁党，否定党的正确，洗脱自己见不得人的丑恶，博取不明真相的群众同情。县革委会的干部讲得痛心疾首，宣布凡是自杀分子，一律不得土葬。问题是，县里又没有火葬场，大家那时也不晓得世上还有“*”。把自杀分子扔河里去？跳河的人已经不少了，在河边生活的老百姓望着窗外的浮尸，都得出经验：凡投河死的，女的仰；男的趴。这河水可是县革委会的领导们也要喝的。后来有人提出建议，把这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尸体拿去沤肥。这或不失为一个废物再利用的好方法，但这人也因为这句话马上沦为革命的对立面，试想一下，反革命分子的尸体里有多少病菌啊，用它沤肥长出的蔬菜还能吃吗？这是居心叵测的蒋特分子妄图毒死革命群众！

尸体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所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红卫兵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他们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知识青年”。初中与高中的毕业学生一下子就不见了许多。他们戴着红花，去了黄土高坡，去了林海雪原，去了西双版纳，去了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当然，也是最诗意的地方。一本一九六五年出版的《在广阔天地里》是这样描写的：“嫣红的夕阳，把整个山沟点染得金碧交辉。小沟里流水淙淙，森林中鸟儿欢唱，组成了一支美妙的交响乐，滔滔地歌唱着山区的美好远景，赞颂着新的一代青年们的美丽理想。”

我已念了初一，十四岁。因为不断地书写大字报，字倒认得几个，能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著名的“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横着背，倒着背，竖着背，随便从中抽出一段来背。不过，年纪尚小，不是毕业生，没人往我胸口戴红花。好几次，我都想跳上那几辆被人们敲锣打鼓欢送的解放牌卡车。我要去广阔天地里，那里将大有作为。我厌倦了这个家。继父那张满脸横肉的脸让我想吐。他是工宣队里的成员，派驻县供销社，整天威风凛凛，呼三喝四。我看见他躲在仓库里摸一个女人的*。那是一位很漂亮的卖糖果的女售货员。她的丈夫是中学里的历史老师。我没告诉母亲，主要是害怕母亲与继父打架。母亲一定不是胳膊比木杠还粗的继父的对手。我也害怕母亲去撕烂女售货员的嘴。我还非常讨厌已经三岁的整日抱着我大腿拿鼻涕往上面蹭不停地喊我哥哥的李国泰。当继父与母亲背转身时，我老拿手掐他的肉。可能因为痛觉神经发育比较迟疑，当我掐完他，拍拍手佯做无事人去了厨房几分钟后，他才会哇地一声哭起来。

我对母亲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要去人民公社。”

妈妈说，“要斗私，批修。不行。你还太小。”

我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要听毛主席的话。为人民服务，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

妈妈发狠了，“大海航行靠舵手。除非是我死了。”

我指出了母亲的错误，说，“这不是毛主席的话，是林副主席的话。”

母亲不能辩赢十四岁的我，她完全可以念“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