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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就是于萍。

冤家路窄，这个黄毛丫头成了我的同学，特别爱劳动，能把教室里的玻璃擦得让苍蝇也滑了脚——事实上，没一只苍蝇胆敢飞入校园。无数双狂热的眼睛在虎视眈眈。上缴苍蝇的尸体也是“学雷锋活动”的内容之一。为此，我在上学路上也紧攥着一只自制的苍蝇拍，不走寻常路，专挑污水横流的小巷，哪里臭就往哪里奔。我母亲因为我在吃饭时突然放下碗，状若疯狂地去追杀苍蝇，吓得摔碎碗，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不谦虚地说，我抓苍蝇是努力的。成绩也卓有成效，每天能弄到几十只苍蝇。令我郁闷的是，于萍上缴的苍蝇尸体总是全班最多。活动进行到最高潮时，她仍然能每天抓来数以百计的死苍蝇，还不缺胳膊少腿，个个可以拿去当标本。我非常纳闷。难道于萍家专门孵苍蝇？我跟踪了她。

我真蠢。真的。我跟踪了整整一个星期都未发现于萍的秘密。我怎么也没想到于萍在女厕所里一蹲就是半个小时为的就是抓苍蝇。我还以为她便秘了。我蹲在女厕所外面，脚蹲麻了。我为什么就想不到进厕所抓苍蝇？可见我的智力是有问题的。或许这不能怨我。毕竟在厕所里抓苍蝇也有技术含量。因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县里的几间公厕一天有十几趟人马来打扫。要逮苍蝇，必须翻过隔板，到后面的粪坑，还不能直接得拍子往苍蝇聚堆的地方拍，那样屎会溅一身。得用一个塑料袋，越大越好，把新鲜刚出炉的屎捡进去一砣，屏住气息，等苍蝇飞来。看火候差不多了，赶紧收口，打上结，装进书包，再拿回去浸在水里，淹死苍蝇，就大功告成了。当我在有心人的指点下，终于发现问题的要害所在，我出离愤怒了，马上跑回学校向老师检举了于萍同学的这种恶劣行径。老师奇怪了，说，厕所里的苍蝇就不是苍蝇？

我无话可说，立刻往厕所里蹿，脚跟都打在后脑勺上。那天，我忙到黄昏，逮到成百上千只苍蝇。我把它们装入塑料袋，骄傲地拎在手中，带回家，放在枕头旁边。我想老师明天会表扬我的。我都在梦里笑出声。第二天，我一大早去了学校。我还没来得及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有意无意地瞟了我一眼，大声宣布：从今天起，“学雷锋活动”不抓苍蝇，改帮孤寡老人挑水劈柴，要让他们感受到雷锋就在身边。

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沮丧。我恨死于萍了。

说起打苍蝇，或许应该提一下五八年抓麻雀的事。那是孩子们盛大的节日。我有一点模模糊糊的印象。当时中央提出要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所谓“四害”，指的是麻雀、苍蝇、蚊子、老鼠。其中又以打麻雀、老鼠声势最为浩大。这是有原因的。毕竟苍蝇与蚊子不与老百姓嘴里抢食。我听大人讲，县里开大会，干部在大会上算账，说，一对麻雀，一年能孵出四十只小麻雀。一只麻雀一年要消耗四斤粮食。县里起码有一百万只麻雀，乖乖啷个咙，这得吃掉多少粮食？县里的干部最终也没给出一个具体数字，但无疑麻雀就是坏蛋，与蒋光头一样坏。当然要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围而歼之。那是何等壮观的一场围剿啊！全县人民不分老幼妇弱，一起出动，敲锣打鼓，手执弹弓、竹竿，还拿鞭炮放在洋皮桶里炸。麻雀到哪，人就到哪，口号是“不让麻雀吃食、休息，使它无藏身之处，无立足之地，务必以疲劳战术，饿死它，活活累死它。”可惜那年我才四岁，要不我抓到的麻雀数量一定要比于萍抓到的苍蝇数量多。

人间世　九（1）

在水的极深处，藏着一面牛皮鼓。当它被敲响，夜色会像一只大得看不见形状的黑鸟突然收拢翅膀。天空还是黄澄澄的，公园外面的霓虹已在悄无声息地逐一亮起。它们把一杯杯摇晃的红酒倾入池塘中。原本寂静澄明的水化作一片潋滟。光影中的荷叶若沉默的智者，容颜悄然隐遁。我从水里抬起头。蜻蜓不见了，飞来两只麻雀，站着太湖石上啾啾鸣叫。在它们的对面，围墙之上，是一个曾无情驱赶了它们的稻草人模样的霓虹广告牌。那些在公园里游荡的人朝着门走去，脸庞渐渐模糊。

门，掩盖藏在它内部的事物，给人提供想象。偶尔，它打开自己，让想象成为现实，让我们理解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差距。玻璃门不是门，它是窗户，是炫耀以及对忙碌的表达。门，这种隐蔽的内心，如光线般切开空间，切开人们的生活。门里是独享的秘密。门外是公众所需的阅读。或许可以说，墙是死的，门是活的；墙是一堵不可逾越的障碍，门是一种包含障碍在内的灵活。事实上，从穴洞中进出的是动物，从门中走出的是文明。文明的发达程度即体现在这种灵活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