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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放出来的，纷纷避开我走路。

在八宝街上的一个公用电话，我犹豫了很久，终于还是决定打了个电话到广州。程璐的手机已经换号，办公室电话打过去说是她已经调到到省局了。我赶忙又打了一通电话，很费了番周折才查到程璐在省局的办公室电话。是个小mm接的，我说“我是程璐的同学，她在吗？”小mm说“不在，去深圳开会了。你有事的话就打她老公的电话啊！”我呆住，心一下子掉到了无底深渊，愣了好一会儿才说“她……她结婚了？”“都结婚好几个月了，你不知道啊？你不是她广州的同学吧？……”我默默地放下电话，一屁股坐在街上，半天起不来。

我成都已经没有家，也没有住的地方了，到了郊县我父母那里，安顿好之后，我想了半天，给大傻打了个电话过去。他一听是我就大骂“我操你丫怎么回事？跑到北京去了怎么不告诉我？连胖子都不知道！”我茫然，一问，才知道程璐看我过了春节一直没有给她打电话，打我手机根本不通，于是只好给西安的大傻打电话问知不知道我的消息。大傻有我成都家里的电话，打过来后，我家人可能也是觉得难以启齿，就只好说我去北京一个软件公司上班了。大傻就给程璐说我已经去北京了，不会再去广州。我默默无语，知道已经完了，永远不可能了……

May　1，　2005

接下来我妈给了我2k多，说是只能拿出这么多了（打点关系几乎已经把我本来条件就不好的家庭掏空了，而且我妹妹还在上学，还需要学费），也不敢再管我了，随便我去哪里都行。只要能自己养活自己，不要再给家里添麻烦就行了。我父亲默默地说“……注意安全，不要再出事了……再出事，家里也没有能力再管了……”我看着老汉儿的头上已经有了很多白发，脸庞半年之内就苍老了很多。我没有说太多话，给父母小声说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办。

从郊县回成都来后，我到了我家在西边的那个空房子，在一个居民区里面。我拿着我妈给的钱买了张小床和一把椅子，再买了点锅碗瓢盆衣服床单等东西，准备先住下来再说。安顿好之后，数数钱，只有1k多了。我当时想去北京，但是想想钱肯定不够，而且也可能没有去年独自去北京那么好的运气了。想了一天之后，决定先在成都呆段时间，挣点钱再说。

同时最要命的是我发现我的毕业证那一摊子证件全部弄丢了，可能是出了事以后我妈去宿舍收拾我的东西时错失了，她们当时应该是心急如焚，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我证件的事情。幸好当时身份证升位（15到18），我赶忙拿着户口去派出所领了个新身份证。回来的路上仔细想想，妈的必须要去做一个假的毕业证才行，不然根本不可能找的到工作。于是打听到在成都只有西南财大有我的那个专业，就去火车北站做了一个假的西财的毕业证。结果那个“抱小孩的妇女”把老子一再叮嘱的专业写错了，写成了计算机软件（会计电算化），晕！无他法，只好接受。然后再去太升路花300大元买了个很差劲的二手手机（找工作没电话可不行）。

回到我家那个空房子，一个人坐在空空的房间里，再数数钱，只有几百块了。心理斗争了好几个小时，最后终于决定打了个电话给老黄，约他出来吃饭，想向他借点钱。我从来没有开口求人借过钱，但是现在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办法了。10块钱可以难倒一个大老爷们儿，100块钱就可以逼死人！其实江海在宁夏街给过我他领导的电话，说出来了有什么困难可以去薛涛宾馆（当时成都社团组织的窝子）找他领导，他已经通过他领导为他请的律师带了话出去，让他领导如果能见到我的话，就给我10万块钱补偿一下。但是我知道我绝对不能去找，再穷得饿肚子都不能去找。因为我本来，是好人，如果拿了那个钱，就和黑社会永远扯不清了。

结果那天晚上在玉林北路一个小馆子里见到老黄，他竟然带了个女孩子来，是他老婆。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女孩子肯定不愿意老黄借钱给一个刚刚出狱的人，所以跟着来“监督”……我没有开口，简单的吃了点就和老黄告别了。第二天我打过电话给几个以前本系统的熟人朋友，他们要么避而不见，要么一接到我的电话就马上大声感叹上个月刚刚按揭买了房子……社会，本来就是这么现实。在这里我无意去怪以前本系统的这些熟人朋友，大家能够相逢相识，本来就是缘分。换成是我，我可能也会犹豫是不是应该去帮一个刚刚出狱的人，这个是我自己犯下的错误，只能由我自己来承担后果，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其他人，就算是你最好的朋友，人家也没有义务必须要来帮助你。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