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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有2个古链厂所在区区政府的人。我和陈原抽了两根烟，慢慢镇定下来，然后告诉区政府的人“南福不可能再补500W，和老肖的收购协议里面写明确了我们只出1000万解决社保问题！”他们很无奈，也说不出什么办法。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形势没有丝毫改变，下面越闹越凶。不久又来了2个古都市国资委的人，轮番劝退休工人，仍然不起作用……晚上8点，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终于来了，不过也没有太多办法，收购是商业行为，他不可能也没有权力说出“政府解决”的话。只能劝，站在2楼走廊上对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喊话“大家要冷静，一定要冷静，要相信党！相信政府！……”话还没说完脸上就被一瓶矿泉水击中。没人相信他。

我和陈原在天黑以后就躲到了会议室旁边的一个小办公室里，留Elsa在会议室唇枪舌战。因为我们俩的身份不太方便见古都政府的人。

10点过的时候副市长走了，紧跟着国资委的人也走了，只留下那两个区政府的一般工作人员看着现场“不能出问题！”我往窗外瞅了瞅，已经在下雨，但是人群没有丝毫散去的意思，就那么静静的围着办公楼。一楼入口处的警＋察已经比下午时多了两倍，黑压压一片。

到了晚上12点，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区政府的人放了5、6个退休职工代表（并非职代会的人，只是临时代表）上楼到会议室来加入谈判。Elsa和南福公司的人都是些白领男女，根本说不过这些老头老太太。Elsa最后可能是被逼急了，冒出一句“我也做不了主！我不是老板！”

我和陈原正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小办公室的玻璃门突然被撞开，那几个老头老太太冲进屋，一下子跪在了我们面前，身上全部湿透，头发被雨淋的贴在脸上，带着哭腔说“张先生，陈律师，求求你们！不补齐窟窿我们就领不到社保，我们怎么活啊！剩下这几十年我们怎么过啊！求求你们，你们再多加点钱吧……能加多少算多少，剩下的我们自己再想办法……感谢你们大恩大德……”

当时我完全惊呆了，像被电击，愣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足足10分钟！

这个场景我一辈子都难以忘记！

我妈妈退休前的单位就是一家机械厂，陈原也是在工厂里长大的孩子。我们这两个一身西装的年轻人看着这些和我们父母同龄的老人跪在自己面前……那种内心的苦涩感觉让我难以用文字来书写！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这是我第一次在心里问自己“你做的是不是伤天害理的事？”

最后我们补齐了1500W。因为南福最早给香港北角汇报的是2800W（1800W收购款＋1000W社保款），所以专用户头里面北角只放进去了3000W（多的200W是“收购经费”），要再补500W，就有个300W的缺口。这300W我们不可能再向香港那边要……最后是我和陈原两个人自己凑了这300W！

北角的工资再高，对于我们这两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要一次拿出300W现钱也不是那么轻松的。可以说很难！但我们还是努力在几天之内凑够了……因为在那种环境下，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不是因为矫情，而是因为良心！

陈原甚至差点精神崩溃。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每夜失眠，一闭上眼睛就是古链厂的老头老太太跪在面前“感谢你们大恩大德”的画面，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

回上海后不久，他和我长谈了一次，最后终于说出“我老爸年纪不小了，唯一一个姐姐又在澳洲，沙发厂现在已经很大，家里催了很多次……我想回长春，做不下去了”

我沉默了很久，点点头，没有说话。

陈原离开的方式很特殊：他没有到香港去“述职”，而是直接在上海和我交接后（其实并没有什么好交接的）离开的。他离开后在上海只呆了1个月，卖掉房子，和华师的同学朋友一一告别（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去找过汪倩），然后开着白色捷达神车一个人回长春去了。

走的那天我去送了他，看他娃车里行李很少，有点奇怪“你上海那么东西都处理了”

他笑笑“都送人了，没什么好留恋的！”

“不留恋我？”

“日，去把屁眼洗干净再来！”

老子在他娃的车门上留下个鞋印“滚！”

陈原给我的告别语是“13年，上海滩，一场梦”

我之所以没让陈原去香港见Christy，主要还是有点担心他。毕竟他和Christy的关系完全不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