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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讲学之外，老舍还到美国一些城市观光、考察，参观一些著名大学，并应邀到加拿大旅行一个月。一年以后，曹禹如期回国，老舍因手头的小说写作未完成，继续留住美国。

旅美期间，老舍看到，一般美国人对于政治很少兴趣，美国社会是商业化的社会，“有钱就行，赔钱不干”（注：《老舍先生谈美国》，1950年1月8日《大公报》。），他应邀到西雅图出席美国西北部作家协会的会议，但会上讨论的全是生意经方面的问题，与文艺毫不相干。耳闻目睹，加深了老舍对资本主义世界腐朽性的认识。

在美国，老舍的生活是紧张而又寂寞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他由纽约致函吴祖光，信中说：“到美之前，即决定以‘杀车法’应付一切，以免开足马力，致心身交败，美人生活以‘忙’著名，而弟等身体如重庆之旧汽车，必有吃不消者。但双脚一践美土，‘杀车’即不大灵，如小鱼落急流中身不由己，欲慢而不能，遂亦随遇而安，且战且走，每每头昏眼花。”（注：《纽约书简》，《老舍写作生涯》。）他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说：“外面是十里洋场，我守着斗室，冷冷清清。”（注：臧克家：《少见太阳多见雾》。）在给谢冰心的信中，他说他在纽约，“就象一条丧家之犬”（注：　冰心：《老舍和孩子们》。），他讨厌美国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寂寞，他怀念祖国，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溢满心头。

他也有欢快，那就是在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时。他亲眼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取得一个胜利，美国进步分子和华侨都要举行一些室内庆祝会。他时刻注视着国内局势的变化，盼望蒋家王朝早日灭亡，新中国早日诞生。他把这种心情，写在小说《鼓书艺人》中了。

旅美期间，老舍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一部是《鼓书艺人》。两部作品写成后，老舍帮助两位翻译者分别将他们译成英文。《鼓书艺人》由郭镜秋女士翻译，《四世同堂》由艾达·普鲁伊特翻译。后者是一个节译本。老舍归国心切，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翻译上了，白天他同郭镜秋女士一起工作，晚上七点到十点给艾达·普鲁伊特读《四世同堂》。艾达·普鲁伊特在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写给费正清夫人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一直工作到他离开。他曾非常苦恼，因为我翻译得‘太慢’。他想回家，回中国去，他为此而焦急。”（注：见胡洁青、舒乙：《破镜重圆》，《十月》1982年第2期。）老舍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使他激动，国内朋友们的来信和来电，不断地向他发出回国的邀请，周恩来同志就曾经请曹禺和楼适夷给老舍写信，转达党、人民政府以及他本人欢迎老舍回国的愿望。郭沫若、夏衍、冯乃超、萧三、丁玲等也曾给老舍写信或发电，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在协助两位翻译者完成了工作任务之后，老舍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旅程。

向新的创作道路起步——《鼓书艺人》

《鼓书艺人》在美国写成以后，由美国友人Helenakuo（郭镜秋）女士根据中文手稿译成英文。一九四九年秋天，老舍由美国回国，并未携带这部小说的手稿，其原因大约是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检查，因为在这部作品中，老舍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不满与憎恶。一九五二年，郭镜秋的英译本在纽约出版，那时老舍已经回国一年多了。回到祖国的老舍，当然是不忘这部书的，但是他看到，《鼓书艺人》的主人公们，已经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他觉得现在再写大鼓艺人，就应当着力表现他们翻身解放的狂喜，于是，他就在原来已有的《鼓书艺人》的题材上，重新构思，融进自己的新的体验，新的感受，创作了他歌唱新中国的第一个话剧《方珍珠》。此后一段时间，他的创作重点，完全转移到了反映新中国的现实生活方面，他不断地构思新作，充满了旺盛的创作力，根本无暇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所以《鼓书艺人》也就永未被提起，看来，这部以民间鼓书艺人的生活为题材的独具特色的作品，似乎要永远被历史湮没了。

但是，历史是公正的。艺术家的任何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劳动，都将被人民所记忆。在一九七九年胡洁青托人去美国查找原稿而不得的情况下，马小弥动手将《鼓书艺人》由英文转译为中文，中文译本于一九八○年十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马小弥是老舍已故好友马宗融教授之女，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曾与老舍有过密切接触，她熟悉老舍的生活，熟悉老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