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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避在山上，看到那些衣衫褴褛，妻啼子嚎的移民的痛状，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

——新安江水库工程设计组组长潘家铮

1961年5月22日，浙江省民政厅谭石冰副厅长淳安调研时，听说发生了一个生产队饿死两个人却无人知晓的事。这位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急了。

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民政厅的两位干部往饿死两人的这个生产队赶去。他们翻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一行三人天黑后才来到半山腰中死者所在的生产队。经过深入的家访调研，才弄清死者是修新安江水库后靠在这个生产队的两位移民，死的原因一是贫病交加，二是精神负担重。另外，老社员对移民住在他家里不满，两人思想上有严重隔阂。两位移民久病不治，一直到奄奄一息也无人过问，还是别的老社员因公来找这两位移民时才发现他们已经死了。

这件事给省民政厅领导以巨大的震动。谭石冰当时虽然不分管移民工作，但他觉得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移民政策落实了没有，移民的生活究竟怎么样的大问题。第二天返回的路上，他听到看到的都是新安江水库移民的辛酸事。他动情了，他要用最快的速度向省委领导写出报告，以求得省委领导的支持，迅速解决新安江水库移民的生存问题。

1961年5月30日，谭石冰把亲自起草的《后塘大队移民问题调查报告》送到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和省委书记处书记霍士廉手里，谭石冰这位敢于向领导谏言的老红军在离开霍士廉书记办公室时丢下了一句话：“新安江水电站提前发了电，但积累起的问题是太多了，请霍书记关心、重视。”

谭石冰走后，霍士廉就详细看了谭石冰送的这份真切的报告，并做了批注和批示。作者从浙江省档案馆调出了近半个世纪前；一位对革命极端负责任的老红军撰写的这份反映新安江水库移民生活的报告：

我们专程访问了1959年由淳安港口安置在寿昌县新安江公社更楼管理区后塘大队的部分移民，5月24日上午，我们挨家登门拜访了几户。每到一家，左右邻居都来和我们谈三论四，议论他们眼前最关心的事情。他们集中反映：迁来时，农家具带的少得可怜，房屋、山林都未评议折价，移到寿昌后，自留地、百斤粮地又远，又少，又差，房子又挤又破，又没有自己的房前屋后，果树不能种，猪栏也没有，生活远不如移民前。因时间关系，我们即同干部商议，约定他们利用中、晚饭后的时间分两批到该村小学里做集体访问，在访问中着重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新安江水库移民的生产生活问题

问：“你们的生活情况怎么样？”

移民说：“粮食分到户后好些，过去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一切是由干部支配。我们全村28户移民中有20多人得了浮肿病，已经死去11人，现在还有3个人没有钱治（当时我们已告公社领导要马上进行诊治），得浮肿病死去的人新社员比老社员多四分之三。”另一个移民接着说：“移民家底空，因为来时宣布，大水缸、大锅、大床、高柜、碗橱、石磨、大木桶、非拆的大桌子，以及老人的棺材等都不准带，大都廉价（一个红棺材五元，一个大缸五角）出售给供销社（霍士廉批注：这种不合理的收买要赔偿农民）。有的移民回淳安拿些遗留的用具，干部说我们是东跑西跑，即扣饭票和口粮。”妇女陆珍美（原先是个渔民）说：“我因妊娠不能劳动也扣去40多斤口粮。”有一个会计说：“28户移民共被克扣1036斤口粮，至今未退回一粒米和一分钱”（霍士廉批注：要迅速归还）。妇女项梅妹哭着说：“我丈夫周爱金有浮肿病要求请假不准，工效不高，厂长叶立德等抢夺他的饭碗说猪没有吃，你还想吃。我丈夫被迫下寒水捞猪草，浮肿病加重今年2月死亡。”另一妇女接着哭诉着：“我丈夫周发法有肝炎，又得了浮肿病，因食堂烧柴接不上，干部即到楼上把我们的床铺搬下来烧，逼我丈夫冒着大雨去砍柴而死亡”（霍士廉批注：违法乱纪行为要纠正）。

1．一份令人心酸的调查报告（2）

问：“今年春粮收成怎样？”

移民说：“平均亩产只有一百二十多斤。《六十条》上讲一定要有产可超，可是给我们当头一棒是春粮减产，我们还是担心吃饭问题。”

问：“自留地、百斤粮地种得好不？”

移民说：“老社员种得好，普遍是一百多斤，两百多斤的也有。移民顶多的只有五六十斤。”

问：“猪养了没有？”

移民说：“许多住在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