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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倒听懂了，他嘻皮笑脸地说：“革命同志嘛，互相帮忙，算个啥？”

李家轩听不下去了，就说：“老庞，你昨晚没搞‘运动’，今儿劲头这么大？帮谁不是帮呢，你咋不帮帮咱爷们儿？”

小迷糊就说：“帮你，你有围脖吗？”

家轩啐了一口：“狗屁，我有吼房！”

田间劳动中的争风吃醋，具有娱乐性，无形中降低了劳动强度。女生们都明白自己是争夺对象，洋洋得意，却故意做娇羞状。听到涉及黄色内容的戏谑，还要红着脸骂一声“缺德”。在心里头，却巴不得男生和男社员为他们打破头。

我们青年时代的“再教育”，绝大多数就是在这种氛围里进行。所谓贫下中农语重心长地教育城里娃，都是当时的文人在扯蛋。

我们的青春期启蒙，我们的性启蒙，都是在老屯们干活时津津有味地谈牲口交配时得来的。

老屯们没有“性爱”的概念，也没有“水乳交融”的遐想，关于男女之事，只有一个字可表述——“干”！

我们当然不承认事情只有那么简单。可苦的是我们那时谁也“干”不了，只能闭着眼瞎想。

春天里，杏花、桃花次第开放，最后是漫山遍野云雾一样的梨花。我们各自钟情着或怀念着某个女孩，在上工和放工路上，大唱《喀秋莎》：

“正当梨花开边了天涯，

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

那年头，报纸、书刊上的词汇味同嚼蜡，这歌里，仅仅是“梨花”、“天涯”、“柔曼”、“轻纱”几个词，就激起了我们无限联想。

我们将来的“喀秋莎”，当然是纯洁，美貌，温柔。可是，她是谁？她在哪里？她何时才能属于我？

就在这种甜蜜而又苦涩的期待中，浪漫的“春惊”终于结束了。最后一天，是在半山上一块很偏僻的地块上种玉米。下午五点多钟，彻底完活儿。老庞长出一口气，把镐头一扛，吼了一声：“收工！回家！吃大碴子饭（碎玉米饭）喽！”

小迷糊接了一句：“吃完饭，什么地搞？”

嘻嘻哈哈中，人群三三两两往回走。斜阳照在葱绿的山凹里，落叶松林优美如幻境。有金花鼠在树干上窜来窜去。这东西大概是松鼠的一种，脊背上有五条黑色条纹。

春风拂面，人生的这一刻很惬意。

在当时的农村，除了春节能放五天假，其余时间，只要人睁着眼睛、脑袋顶上有日头，那就要干活儿，一分钟也停不了。本来，老农的生活完全不必这样紧张，一年的闲日子应该有三分之一。可是自从“公社化”以后，集体劳动，按出勤率算收入，多劳多得。那时候，农民不大聪明，以为工分越多，钱就越多，结果都拼命延长工时，没活儿也得找出活儿来干。工分总额一多，就不值钱，大伙就又拼命延长工时，多挣工分。恶性循环，把自己搞得跟老牛似的。

春耕最后一天，早收工一个小时，人人都觉得占了大便宜，乐从心头起。

老龚说：“听说山后有咱们校一个集体户，咱们今天去看看？”

“好勒——”大伙儿一阵欢呼，返过身，就去翻山。

从小路翻过山顶，一群城里打扮的青涩少年扛着镐头、挎着种子篓，鱼贯而下，穿过碧绿的落叶松林，直奔山凹里的小村而去。

这样的少年，只有在那个年代有；这样的景象，也只有那个时候有。我们前途莫测，却傻掂掂地乐，在春日的黄昏里，劳累了一天，还有心思翻山去串门。

小村里的集体户，果然是我们校初二的一帮同学。

这村子，是真正的山村，连个平道都没有，跟东甸子那样的大屯不能比。集体户也很寒酸，模样就是一简陋人家。大部分人都劳动去了，不在家。在家的两三个人，神情很寞落，无精打采混日子的样子。我们跟他们聊了聊工分值多少钱，劳动累不累，最近回长春了没有，双方一时都觉得挺亲。坐在他们凋敝的小院子里，闻闻空气里弥漫的柴烟味儿，还真是有陶渊明的感觉。

呆了一会儿，我们就要走。主人盛情挽留，老龚就说：“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家里都做了饭。再说这十几口子，饿狼似的，哪能让你们招待？”

一声唿哨，我们便告别了山沟里的校友，往回返。此时，夕阳已经衔山，金光万道。翻上山顶时，我们不由得停下脚，只见下面东甸子的原野郁郁葱葱，公路如细线，村庄如棋盘，千树梨花，正漫扬轻纱。江山是如此多娇，生活是这么地好，叫人怎能不想起“喀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