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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肉里去！”

普鲁日尼科夫坐在墙根那里，好不容易才清醒了过来。头象要炸开似地疼痛如裂，阵阵恶心泛上喉头，他一个劲儿地往下咽，但是没有唾沫，喉头毛刺刺地干得发紧。他晓得战斗业已结束，自己还活着，似乎也没有受伤，但此时唯独恶心和疲劳还在折磨着他。可是小战士却说呀说呀不停他说，高兴得忘乎所以：“我砍断了他的血管。象宰一头小牛一样，割断了他的血管，嘿，就在这儿，脖子上，这个部位……”

“手枪，”普鲁日尼科夫吃力他说，他对这种津津乐道感到不很愉快。“我的手枪……”

“我们能找到的！瞧，谁也没有伤着我。我很灵敏。我，你知道吗……”

“我的手枪，”普鲁日尼科夫固执地重复道，“它是有登记号码的。属于个人专用。”

“瞧，我弄到一支冲锋枪！可边防战士说什么我是个光屁股。瞧他自己——被打死了，而我——弄到了冲锋枪。”

“中尉！”从布满了尘土的教堂深处的某个地方传出了，叫声，“谁也没看见，中尉活着吗？”

“我活着，”普鲁日尼科夫站了起来，走了一步又坐到地板上。“头晕得厉害。马上就会好的。”

他要找个能够拄着的东西，于是摸到一支德国兵的冲锋枪。他拿起枪来，使劲拉开了枪栓：一颗光泽暗淡的子弹掉落出来。普鲁日尼科夫把冲锋枪关上了保险，拄着它勉强站了起来。

黑头发的副指导员向他走来。他身上已没有军装上衣，血迹斑斑的白衬衫套在新缠的绷带外面。

“您受伤了吗？”普鲁日尼科夫问道。

“德国人在我背上扎了一刀，”黑发的副指导员说，“您也受伤了吗？”

“也许是枪托捣在脑袋上。也许是喉咙被掐住了。不记得了。”

“喝一口吧，”副指导员把一个水壶递给他，“战士们从击毙的德国兵身上解下来的。”

普鲁日尼科夫用发木的手指旋开了壶盖，喝了一口。热乎乎的发着臭味的烈酒使他透不过气来，他立即把水壶还了回去。

“是白酒。”

“味道不错吧？”副指导员一面往腰带上挂水壶，一面间道，“带去给团政委瞧瞧。顺便问一句，关于您，我怎么向他汇报呢？”

普鲁日尼科夫把证件拿给他看。副指导员仔细地看了看它们又还了回去：“你需要留在这儿。政委说过，教堂是保卫要塞的关键。我派一挺重机枪来。”

“还有水。请往这里运水。”

“这很难说：机枪需要水，可是到河边去的这条路是很难通过的。”副指导员环视了一下，看到面颊擦伤的一个小战士。“同志，你把所有的水壶都搜集起来，亲自交给中尉。”

“是，搜集水壶。”

“等一等。先穿上衣服：穿裤权打仗可不怎么方便。”

“是。”战士就一溜小跑地去执行任务了：他精力充沛。

副指导员对普鲁日尼科夫说道：“要珍惜水。再就是命令全体戴上钢盔：德国的、我们的都行——找到什么就戴什么。”

“好吧。这样是对的，可以防弹片。”

“砖头更可怕，”副指导员笑了一下，“呶，祝您幸福，中尉同志。伤员我们撤走。”

副指导员握了握他的手便走了，而普鲁日尼科夫立刻就坐到了地板上，因为眼前又一切都飘忽了起来：教堂也好，被刀扎伤了背的副指导员也好，地板上横七竖八的尸体也好。他身子摇晃了一下，闭上了眼睛，侧身瘫倒了下来，突然又极其清晰地看到了那张大脸，露出的几颗残牙和从砸裂的下巴颏上滴着的血红的口水。

“见鬼！”他以巨大的毅力强使自己坐了起来，重又睁开了眼睛。一切依然在颤抖和飘忽，但在恍惚中他还是认出了一个熟悉的战士身影：正向他走来，水壶哗啦哗啦直响。

“而我可算是个勇敢的人了，”普鲁日尼科夫摹地想道，“我参加了真正的冲锋，似乎还击毙过敌人。我有什么可向瓦丽雅讲述的了……”

“好象两个里面有水。”战士递给他水壶。

普鲁日尼科夫久久地、慢慢地喝着，品着每一口的滋味。他想起了副指导员关于珍惜水的劝告，但他怎么也放不下水壶，只是等到壶底朝上才还了回去。

“您两次救了我的命。您姓什么？”

“我是萨里尼科夫，”年轻的小战士有点儿发窘，“萨里尼科夫·彼得。我们全村的人都姓萨里尼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