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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名学生的生物课得分为零,并面临留级危险。
在一些当事人家长的抱怨和反对下,校方要求女教师提高那些学生的得分,这位女教师愤而辞职。面对社会舆论压力,学校董事会不得不在体育馆举行公开会议,听取各方意见。结果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女教师。该校近半数教师表示,如果校方降格满足少数家长修改成绩的要求,他们也将辞职。他们认为,教育学生成为一名诚实的公民,远比通过一门生物课更加重要。
帕敦说,她在带学生的第一天,就和学生订下规矩并由家长签字认可。规矩称:所有布置的作业都必须完全由学生自己独立完成,欺骗或剽窃将导致课程失败。
《纽约时报》在2月份报道时说,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女老师每天都接到十几个支持她或打算聘用她的电话。而更让我们感觉到“诚信”二字那沉甸甸分量的是——一些公司已经传真给学校索要当事学生的名单,以确保公司今后永远不会录用这些不诚实的学生。在2月上旬一所大学的入学考试中,有人对一位身着 Piper 学校T 恤衫的女生说:“不要欺骗啊。”当地一位女士对媒体的感慨代表了许多人的忧虑:今后这一社区的人出去会被人贴上不诚实的标签……
遗憾的是,这样不诚实的标签就被贴到一个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身上。
这个中国留学生很聪明,他发现了德国售票系统的漏洞,于是总是逃票,曾被抓过3次。毕业后,他到一些跨国企业求职,全部被拒绝。他最初以为是种族歧视,后来在最后一次面试失败后,他问该公司的人事经理其中的缘由,双方有了如下的对话:
“你们不录取我,是不是种族歧视的原因?”
“先生,我们不是种族歧视,相反我们很重视你,公司一直在拓展亚洲市场,你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
“那为什么不录取我?”
“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你共有3次逃票记录。”
“我不否认,但谁会相信你们就因为这件小事,而放弃一个你们急需的人才?”
“小事?我们不认为这是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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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水长流(2)
“那也罪不至死吧?”
“你的逃票记录证明了两点:第一,你不遵守规则,却善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使用;第二,你不值得信赖。公司很多工作是要靠信任进行的,如果你负责某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很多职权,为了节省成本,公司无法设置复杂的监察制度,所以我们无法雇用你。而我相信在整个德国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找不到雇佣你的公司,因为没有人会冒这个险。”
诚信,实际上是个人和企业的一种资产,一种保障。
许多有过在美国或欧洲生活经历的学者或学生都能体会到,西方社会绝大多数民众,都能恪守“信”字,都有“信”是立足社会之根本的认知和行为。这样的讯息自然带到了国内,人们惊羡西方的信用环境。联想到国内某些商人的欺诈行径,有些人甚至认为,不讲信用似乎是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离信用距离很远。
其实,自古以来,东方文化就非常重视“信”,主张人无信不立。而且,东方的“信”,主要是通过道德教化,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意识,与西方主要通过制度惩戒来进行有所不同。
春秋时期,吴贤公子季扎出使鲁国,途经徐国(今安徽泗县一带),拜会了徐国国君。徐君喜爱季扎的宝剑,但嘴里不敢说。季扎从徐君的眼神中就看出来了。因为出使鲁国,需要配剑以示国家的威仪,季扎当时没有赠送给他,暗想,自己出使回来,一定将宝剑呈送徐君。出使回来,到徐国时,徐君已死,他就解下所佩的宝剑,挂在徐君墓边的树上才离开。随从人员说:徐君已死,为什么还要送出宝剑呢?季扎随后留下了千古名言: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背吾心哉!就是说,当初我心里已经答应他了,怎能因为他已死就违背我的心愿呢?
近代的徽商和晋商,起家和持家也都是以信为本。
《安徽通志》有记载,清代道光时期,徽商唐祁的父亲曾经借了某人的钱,结果债主说借据丢了,唐祁于是将钱如数偿还。后来有人拿着那张借据来找他要钱,他又如数照付。人们相传以为笑谈。唐祁却说,“前者丢借据确有其事,而后来的借据确是真的。”
今天一些人想必对唐祁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但是,对唐祁来说,按照规矩还钱,天经地义,根本不该想着自己吃亏与否。那个时代,商业信誉一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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