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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姐姐的笔友是一个奥地利犹大人，名叫爱蒂斯。1938年3月发生了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的事件。她的父亲是一个银行家，给我的父亲写信，问我们是否能够照管他的女儿。他已经清楚地预见到事态的发展。我们得经营商店，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独自承担这份责任。但是我父亲得到格兰瑟姆扶轮社的支持，爱蒂斯来到我们镇，到各家轮流居住，直到她到南美洲去与她的亲戚住在一起。她17岁，个子很高，很漂亮，穿着很讲究，一看就是来自小康家庭，英语也讲得很好。她告诉我们在反犹太人政权下犹太人的生活状况。她讲述的一件事牢记在我的心中：犹太人被送去擦洗大街。

我们希望结束希特勒的邪恶，如果必要，诉诸战争也在所不惜。从这一点来看，慕尼黑协定没有什么值得骄做的。我们知道，由于慕尼黑协定，英国默认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逆不道。50年后，我作为首相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并在布拉格联邦议会讲话。我说：“1938年当灾难性的绥靖政策使希特勒消灭了你们的独立时，我们没有支持你们。虽然丘吉尔很快就废弃了慕尼黑协定，但我们仍然保持着羞耻的记忆。”当英国参与放弃其他国家的领土时，那是最糟糕的外交政策。

但同时，我们记得当时英国和法国毫无准备打一场大战的可悲处境。在慕尼黑危机期间，战争一度似乎是那样临近，当宣布危机得到解决时，我们感到松了一口气，不打仗了。不幸的是，有些人被德国的宣传欺骗了，相信希特勒在保卫受捷克人压迫的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如果那时开战，我们不能得到全体自治领的支持。1939年3月德国人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部分，这时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到，绥靖政策是一场灾难，为挫败希特勒的野心，必须打仗。甚至那时，工党在下一个月的投票中仍然反对征兵。在格兰瑟姆也存在着强烈的反战情绪：卫理公会的许多人反对1939年5月的政府征兵。而且，一直到战争爆发甚至爆发以后，和平主义者还在镇上宣传他们的主张。

战争还是很快降临到我们的头上。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星期天上午11点，按照英国的最后通碟，德国人应该撤兵，我们守在收音机旁，翘首以待，但希特勒拒绝撤兵。这是我记忆中我青年时期唯一没有去教堂的一个星期天。内维尔·张伯伦从唐宁街10号的内阁办公室现场播出命运攸关的讲话。他告诉我们战争开始了。

到这时，人们自然会扪心自问，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般田地。我父亲每周从图书馆借出两本书，一本“严肃”的书，他自己（和我）看；一本小说，我母亲看。结果我发现我读的书是我这个年龄的女孩一般不读的书。很快我就知道我喜欢读什么书，即关于政治或国际事务的书。例如，我读了约翰·斯特雷奇的《即将来临的夺权斗争》。这本书最早于1932年出版，预言资本主义不久将被社会主义代替。我们这一代中有许多人感到这本书激动人心，内容新颖。

但是，我的本性和教养注定我是一个“真正的”保守党人。不管我读多少左翼书籍，不管听多少左翼评论，我的政治信仰都没有犹豫。我这么说可能不时髦。但我对自己一直有清楚的认识，尽管我在政界有些了不起的朋友，他们对自己的立场和所持立场的理由内心常常受到冲击，尽管是许多年后我才懂得我相信的政治哲学的背景。就此而言，现在看来我是不同寻常的。在30年代和40年代，左翼主导着政治议程，尽管丘吉尔在战争期间领导政府时这一点被掩盖起来。这个时期出版的许多书表明了这一点。左翼把右翼说成绥靖派，而且宣传得相当成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维克托·戈兰茨的左翼读书俱乐部，即所谓的“黄颜色的书”。有一本书影响特别巨大：《罪人》，是与迈克尔·富特合写的，作者化名“凯图”，此书于1940年敦刻尔克撤退后不久出版。

1938年秋天慕尼黑协定签订后，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的畅销书《武器还是奶油？》出版。洛克哈特遍游欧洲，去了奥地利（在纳粹控制下），后来去了德国，正是希特勒全胜的时期。有报道说，德国一家全国性的报纸编辑告诉他说，“德国需要和平，但是她需要的是符合她的条件的和平。”这本书结尾时是这样描述的，“2000人的整齐的脚步声”唤醒了作者洛克哈特，他从窗户向外望去，在雾气弥漫的黎明中，“纳粹德国已经行动”。

同一个主题更具新意的书是道格拉斯·里德的《狂妄场》。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里德亲眼目睹随着纳粹影响的扩大犹太人受到的迫害。他描写了纳粹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