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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宋仁宗赵祯病逝，终年五十三岁，这位感情丰富、善良仁厚的帝王，一生都在向周围的人付出和妥协，为成就一个繁华盛世而牺牲自己，而历史给他的回报却极少。今天大家都在迷醉于颂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人们也记住了他统治下的那些文化巨匠和顶级文臣——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柳永、沈括、包拯等，而很少有人会记得苦命的孩子赵祯，即使记住，也只记住了他过去和一只狸猫的关系，或是被西夏人打得头破血流的丑事。

嘉祐三年是后世公认的庆嘉盛世中最平淡的一年，太多伟大辉煌的名字度过了他们平静的一年，而那位“拗相公”王安石在嘉祐三年的进京，在后来两三百年的时间里，被很多人认为是太平盛世中的妖星出世。有道是：

洪太尉误放妖星，

拗相公终入开封！

第二章种家将——帝国不老的传说

引子1

有时候，天上掉下来的不仅仅是馅饼，还有足球。

机遇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是高俅，那他可能只会被飞来的足球砸中脸部，还可能打烂了捧在手中的宝贝篦子刀（那可是稀罕的宝贝），等待他的将是毒打或下岗的命运。

但那个人是高俅，身怀绝技的高俅。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高俅手捧玉盒，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倒踢紫金冠”（这招后来传到了南美大陆哥伦比亚，一名叫伊基塔的疯子守门员在美洲赛场上施展此招，一式惊天下，但很明显高俅的动作难度系数更大，因为他手中还捧着盒子），漂亮地将球踢还给端王。

那一刻，高俅的命运发生了呼叫转移。

关于高俅，《水浒》第一书评家金圣叹先生曾作过如下评判，说“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老金的意思大家都懂，就是说，没有高俅，便不会有梁山那帮哥们造反，也不会有北宋帝国后来的中年夭折。

老金太抬举高俅了，真实历史舞台上的高俅，远没有那般风光。

高俅生前做官做到了三府仪同三司（唐宋时的一品文散官），在北宋帝国，能坐上这个位置的官员，皆是北宋政坛风云人物，韩绛、文彦博、蔡京、童贯等，无论功过，皆在后来的《宋史》中立名列传，流芳千古或遗臭万年。

但高俅却被史官们遗忘了，《宋史》提及他不过只言片语，只有在野史轶闻中才能够拼凑出北宋帝国第一球星的精彩人生，这不得不说是高俅身后的遗憾。

高俅，家世籍贯已不可考，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高俅的身份是一个小小书童。

当然，这个书童的身份也不简单，因为他的主人不简单——北宋第一才子苏轼。

在苏门的熏陶下，虽然身份低贱，但小高倒也习得不少本事，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球技那更是没得说，这为他日后的人生发迹夯实了基础。

高俅发达后，对苏家当年的恩情念念不忘，每有苏氏子弟入京，高俅皆热情接待，养恤甚勤，发达不忘本，全然不似《水浒》里翻脸不认旧人的无赖模样。

作为北宋帝国第一才人，苏轼好结交朋友，不仅喜欢吟诗作画，可能还有个爱好，喜欢把书童送给人（大概他门下的书童素质太高，在当时也算是珍品）。这不，当苏轼认为高俅已经从一个普通的书童成长为高级书童后，就忙活着把他送人了。

最初苏轼是想把高俅送给他嘉祐二年的同年，“南丰七曾”之一的曾布，不过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东坡先生的美意曾布却拒绝了。原因大概是，曹布和苏轼虽然私交不错，但在政治立场上却各有不同。曾子宣可是王安石旗下第一战将，和保守派苏轼当然得撇清关系。

苏轼碰了一鼻子灰，但并没有放弃人才输出的做法，第二次他成功了，他把高俅送给了自己的另一个好友王诜王晋卿。

王诜能书善画，与当时的文化名人交情都不浅，和苏东坡米芾他们更是铁哥们，曾经因为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受到牵连而遭贬官，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当朝驸马，宋英宗的女儿魏国大长公主的老公。

皇族与文化人的双重身份让王诜与另一个喜好文学的风流王爷走得很近，虽然辈分上差了一辈，但二人惺惺相惜，已成了知己，这个王爷就是端王赵佶（在《水浒》中，施大爷把他们的辈分弄错了）。

一次王诜与赵佶在朝会相遇，前一日赵佶刚在青楼喝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