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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地在一块儿玩耍，还总得有一位教师或者助教在旁，这样他们就不会像我们的孩子那样幼年时代染上愚顽的恶习。一年中父母亲只准看望孩子们两次，每次看望的时间只有一小时，见面和分别时可以吻一下自己的子女，但那种时候总有一位教师在旁，他们不允许做父母的窃窃私语或对孩子表示爱抚，也不允许他们带进玩具、糖果之类的礼物。

每家必须交付子女的教育及娱乐费用，过期不缴由朝廷官吏征收。

在接收一般绅士、商人、做小买卖和手艺人子弟的学校里，也按照同样的方法相应管理。不过那些预备要做生意的孩子十一岁就得放出去当学徒，而贵族子弟则继续在校学留到十五岁（相当于我们的二十一岁），只是最后三年的管教比较松。

在女子学校里，高贵人家出身的女孩子所受的教育大致和男孩子差不多，不过替他们穿衣服的是整洁端庄的女仆，每次同时有一位教师或助教在场，一直到五岁她们可以自己穿衣服为止。如果发现这些女仆违反纪律擅自给女孩子讲一些恐怖、愚蠢的故事，或者玩那些我们的侍女所惯于玩弄的愚蠢把戏来给姑娘们取乐，就边鞭打她们边在全城游街示众三次，再监禁一年，最后终身流放到这个国家最最荒凉的地方。所以那里的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都耻于成为懦夫和呆子，也鄙视一切不洁不正派的个人打扮。我并没有发现她们的教育因为性别的不同而有什么差别，只是女子的运动不像男孩子们的那么剧烈罢了。她们要学一些家政方面的规则，研究学问的范围也较小些，因为这里人的信条是，女人不可能永远年轻，贵族人家的主妇却应该永远做一个懂道理、和蔼可亲的伴侣。女孩子到了十二岁，在他们看来就是结婚的年龄了，父母或监护人把她们领回家，对老师是千恩万谢；姑娘与同伴别离却都是泪流满面。

在较为低等一级的女子学校里，孩子们学习各种符合她们性别和不同身份等级的工作。打算当学徒的九岁退学，其余的留到十一岁。

有孩子在这些学校里上学的小户人家，除每年要交低得不能再低的学费之外，还得将每月所得，缴一小部分给学校的财政主管，作为分给孩子的一份财产，所以父母的开支是受法律限制的。利立浦特人认为，人们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欲望，把小孩子生到这个世上，却要公众来负担教养，也未免太不公平了。至于有身份的人，“也要根据各人的情况，保证拨一笔一定数量的资产留给每一个孩子。这部分基金将永远按照勤俭节约的原则，绝对公平地管理和使用。

村民和劳工们则把孩子养在家里，他们的本分就是耕种田地，因此他们的教育对公众来说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不过他们中，年老多病的人养老院会来抚养，因为这个国家中没有一个乞丐，也就是没有乞丐这一行。

我在这个国家住了有九个月零十三天，好奇的读者一定想知道我在那里是怎么过日子的。我天生长有一个具有机械才能的脑袋，同时也由于生活中迫切需要，我就用皇家公园里最大的树木给自己做了一套相当方便适用的桌椅。两百名女裁缝受雇给我制作衬衫、床单和台布，用的虽是最牢最粗的料，却还得几层相叠缝到一起，因为他们最厚的布和我们的上等细麻布比，还是要精细几等。亚麻布在他们那里通常是三英寸宽，三英尺长算一匹。我躺在地上给女裁缝们量尺寸，她们一个站在我脖子那儿，一个站在我腿肚那儿，各执一端拉直一根粗线，再由第三个人拿一根一英寸长的尺子来量粗线的长度。接着，量过我右手的大拇指后，她们就不再要量什么了，因为按照数学的方法来计算，大拇指的两周就等于手腕的一周，以次类推，她们又算出了脖子和腰围的粗细；我再把我的一件旧衬衫摊在地上给她们做样子参考，结果她们做出的衬衣非常合我的身。他们又雇了三百名裁缝师给我做外衣，不过他们用另一种方法来为我量尺寸。我跪在地上，他们竖起一架梯子靠在我脖子上，由一人爬上梯子，将一根带铅锤的线从我的衣领处垂直放到地面，这恰好就是我外衣的长度。但腰身和手臂由我自己来量。这些衣服全是在我自己的屋子里做的，因为他们最大的房子也放不下这样大的衣服。衣服做成，看上去就像英国太太们做的百袖衣一般，只是我的衣服全身一种颜色罢了。

约有三百名厨师给我做饭，他们带了家人住在我房子附近很小的茅屋里。每位厨师给我做两种菜。我一手拿起二十名服务员把他们放到桌上，另外的一百名在地面上侍候，有的端着一盘盘的肉，有的肩上扛着一桶桶的葡萄酒和其他酒类。我说要吃，在上面的服务员就用绳索以一种很巧妙的方法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