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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顾，也就完全有可能背叛张鲁。张鲁终于接受谏阻，不予重用。《典略》又说：“鲁将杨白等欲害其能，马超遂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这里用了一个“逃”字，说明马超并非光明正大地离开汉中，而是其背叛张鲁的阴谋已经败露，这才匆匆出逃的。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另一条史料佐证。“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张鲁，鲁败，曹公得之，以董赐阎圃，以秋付鲁，鲁自手杀之。”《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注引《典略》。马超仓皇出逃时，连自己的小妾和儿子都来不及带走，可见当时形势之紧急。张鲁当时因考虑到马超可能的报复，故没有对马超的家属予以惩治。等到曹操攻下汉中，张鲁投靠曹操时，张鲁也就没有后顾之忧，故手刃超子马秋。为何张鲁对马超充满刻骨仇恨，不能报于其本人而报于其子呢？这只有一个可能，即马超企图或者阴谋消灭张鲁，夺取汉中，马超之仓皇出逃，正是这个阴谋暴露的结果。

马超入蜀，刘备处于一种极为矛盾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他要利用马超“深得羌、胡心”的优势，作为夺取凉州的政治资本；另一方面他也深知马超“勇而不仁”，“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将自遗患矣”。《三国志》卷三十八《许靖传》注引《益州耆旧传》。故刘备对马超采取的是予以高官厚禄，而不予重用的策略。马超也深知自己的处境是“羁旅归国”，故“常怀危惧”。

然而马超以往反复无常的经历，仍然被人所利用。《三国志·彭羕传》说：“羕闻当远出，私情不悦，往诣马超。超问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谓卿当与孔明、孝直诸人齐足并驱，宁当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复道邪。’又谓超曰：‘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闻羕言大惊，默然不答。羕退，具表羕辞，于是收羕付有司。”所谓“老革荒悖”，裴松之注曰：“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羕骂（刘）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从彭羕和马超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二人都对刘备不满，彭羕甚至骂刘备为“老革”，同时也说明二人在背后议论，并不仅仅是这一次，而是经常的，“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直到彭羕提出谋反，让马超统兵在外作战，自己在内运筹帷幄，夺取刘备的天下。马超这才感到非同小可，不但当时“大惊，默然不答”，而且事后“具表羕辞”，抢先告了彭羕一状，为自己开脱。为何马超这次没有跟随彭羕反叛刘备呢？这是因为他有太多的历史教训，前两次反叛曹操、反叛张鲁，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除爱妾董氏被人霸占，幼子马秋被张鲁杀死外，其“门宗二百余口，为孟德所诛略尽”。《三国志》卷三十六《马超传》。这个“背父叛君，强而无义”的西凉大将直至其晚年才表现出思维的清醒和理智，故最终得以善终。

汉魏之际羌胡化的凉州军事集团（9）

董卓所部四大将领之中，残暴反复而疯狂的李傕、郭汜、樊稠一一败亡之后，剩下一个较“温和”的张济，为部队的就食问题战死于穰城，其侄张绣统率余部，并顺势依附于荆州的刘表。曹操伐刘表时，张绣降曹，但不久即叛，不仅重创曹军，且杀死了曹操的儿子、侄子和爱将典韦。张绣之所以叛变，是因为曹操好色，“纳济妻（张绣之婶）”，使张绣感到耻辱，故不惜与操翻脸。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当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决战的关键时刻，张绣竟然再次投降了曹操，而这次降曹是他手下谋士贾诩出的主意。贾诩的理由是“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国士乎”，而“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一番话说得张绣心悦诚服，于是“率众归太祖”。《三国志》卷十《贾诩传》。

张绣、贾诩等人叛曹又降曹的举动虽然说明他们具有一定的政治远见，但毕竟与他们身上固有的凉州羌胡习气有关。羌人的那种“叛服无常”的习性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然而，“叛服无常”者终究难有好的下场。张绣在官渡之战中力战有功，后又“破袁谭于南皮”《三国志》卷八《张绣传》。。在当时财政极度困难、“诸将封未有满千户”的情况下，曹操独封张绣食邑两千户，算是对其最高的赏赐。然而，两年之后，在曹操率兵征讨乌桓途中，曹丕却对张绣言道：“君杀吾兄，何忍持面视人邪！”《三国志》卷八《张绣传》注引《魏略》。张绣知道，此事的幕后指挥者是曹操，胜利后的曹操是不会放过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