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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丰子恺后来解释其中的缘由说：“第一缘缘堂（丰子恺故乡寓所名）是安息之所，归宿之处，温暖安逸的趣味，使我难以割舍。与其死在野外，不如与他同归于尽，一时大家舍不得抛弃这些累赘之物。第二，石门湾本地人就误认这里是桃源。谈论时局，大家都说这地方远离铁路、公路，不会遭兵火。况且镇小得很，全无设防，空袭也决不会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战争伊始，丰子恺并不想因战争而改变自己的生活，当然更谈不上参与实际的抗战活动。或许此时丰子恺只是准备做战争中的隐民，在战火纷飞中继续营造自己温馨的世外桃源。尽管汉口和四川的朋友不断写信给丰子恺，让他早日离开处于战火中的故乡，但此时的丰子恺却还沉迷在温馨田园生活的幻梦中，他不愿意离开他生活的这片土地，不愿意离开他亲手建造的带给他无限快乐的家园。1937年阴历九月二十六日是丰子恺的40岁生日，这时相距不远的松江已经失守，嘉兴也已经是炮火横飞，但处于乡村的石门湾表面却平静如初。此时的丰子恺显然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战争意味着什么，尽管他知道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但他却总觉得这场战争相隔自己很遥远。因此，即便在此时，丰家还是在为丰子恺做寿。“糕桃寿面，陈列了两桌；远近亲朋，坐满了一堂”。堂上高烧红烛，室内开设寿筵，充满了一派祥瑞之色和祝贺之意。作为一个深受佛家思想影响，具有出世思想，追求无拘无束、自然适意的日常生活境界的艺术家，抗战始发，沉迷在自我营造的幻影中，有此种行为我们也完全能够理解，毕竟他还没有亲身感受到战争的来临。丰子恺后来也反思过自己当时的行为，他说：“上海南市已成火海了，我们躲在石门湾里自得其乐。今日思之，太不识时务。”幻梦毕竟只是幻梦，丰子恺最终还是会觉醒，正如柯灵在《抗战中的丰子恺先生》中所说：“在前线流血的，在后方流汗的，在没落的涡流中挣扎的，在敌人的裤裆下扮鬼脸的，映照之下，嘴脸分明：有血型的这边来，缺人性的那边去。——中间隔着一条抗战的鸿沟。”在无情的战火中，哪里都不会有温馨的桃源。

1937年11月16日，跟往常一样，丰子恺继续着自己平静的家居生活。这一天丰子恺正在缘缘堂阅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他准备将日本侵略中国的无数事件用漫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编一本《漫画日本侵华史》。可就在这一天下午，丰子恺的家乡石门湾这个毫无军事设施的江南小镇，也成了日寇屠杀的战场。日机对石门湾狂轰滥炸，当场炸死三十多人，伤无数，其中有一颗炸弹是对准缘缘堂而投下的，万幸的是，丰子恺的家人都只是受了惊吓，皆平安无事。丰子恺回忆说：“我们的房子最高大，最瞩目，犹如鹤立鸡群，刽子手意欲毁坏他。可惜手段欠高明。”严酷的现实使丰子恺彻底清醒了，他终于明白，在无情的战火下，缘缘堂并不是温馨的桃源，他的桃源幻梦彻底破灭了。在现实的刺激面前，丰子恺决定不做日军铁蹄下的顺民，尽管舍亲别友，举家逃亡需要极大的勇气，但丰子恺依然决定“我决定到长沙！否则半路转入沟壑！但绝不愿居浙江！仙居也许比长沙好，但我决定要到长沙”！眼见的人间惨剧使丰子恺回到人间，尽管他喜欢温暖安逸的趣味，追求自然适意的生活境界，但是当国恨和家仇一痛，怒火和炮火齐烧之时，他便不再孜孜于充满趣味的自我生活天地，而是把个人解脱和一切众生解脱相统一，将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

“尽载一切众生，开到永远太平的地方”（2）

11月21日，丰子恺一家携带简单的行李，与亲友们匆匆话别，登上一只小船告别了石门湾，踏上了逃难的路途。此时的丰子恺心情颇不平静。作为一个佛教徒，丰子恺具有浓烈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认为：“真是信佛，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至少，也应该知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之道。”对于留在家乡的父老乡亲，丰子恺饱含着对他们的同情，“我每次设身处地的想像炮火迫近时他们的情境，必定打几个寒噤。我有十万斛的同情寄与沦落在战地里的人”。佛家历来强调慈悲为本，作为佛教徒，这种慈悲心也自然渗入丰子恺的精神血液中。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民众逃难由此心出发，丰子恺不能不对残暴的侵略战争表示极大的愤恨，同时他还以己度人，希望能将一切众生带到一个太平的地方，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惨剧，没有残暴的所在。在离别石门湾时，看着众多亲友乡亲脸上悲戚、惶恐的神情，丰子恺极其沉痛，他哀伤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