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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舜壤，兴复何期。以此思哀，哀可知矣”。语句中包含国破家亡之悲痛。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教师们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不少教授连粗茶淡饭都难以为继，为养家糊口而到处兼课，就连像闻一多这样的知名教授除兼课外，都还得为人治印换取润金来维持全家生活。西南联大的吴大猷教授曾回忆当时的艰苦生活说：“累不必说了。皮鞋走石子铺的路一天来回二十里，不几天便要打鞋掌。更苦的是袜子。那时我有一条黄卡叽布的裤子，膝盖都补上大膏药或补钉。在学校里有些人穿的会好些，但不管谁穿什么，也没有人觉得奇怪。”与其他教师一样，此一时期，刘文典的家庭生活也很艰难。刘文典曾在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提及自己此时的生活状况：“两兄既先后病殁于湘西，先母又弃养于故里，典今年日在贫病交迫之中，无力以营丧葬。”于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刘文典全家的基本生活甚至都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传说当时李鸿章之孙李广平居昆明，他和刘文典是同乡，有点远亲，性情也相投。刘文典时常“难以为炊”，就书“刷锅以待”四字差人送到李府。李广平立即“雪中送炭”，帮他解困。有一年除夕，刘文典全家竟然无米下锅，幸得学生送米接济才勉强度过了新年。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刘文典仍心牵天下，他曾写有《移居西庄舍南有流水松竹》一诗，诗中有云：“极目关河馀战骨，侧身天地竟无心。寒宵振管知何益，永念群生一涕零。”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回答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抗战时期，为避日机轰炸，西南联大教授们都散居各地，大部都迁居乡村。教授们每天到校上课，都须长途步行，而且上课期间还须时刻警惕日机轰炸的危险。任教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避居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每次上课刘文典都须步行到校。正如他在写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所言：“自千年寓所被炸，避居乡村，每次入城，徒行数里，苦况尤非楮墨之所能详。”尽管如此，刘文典却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从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刘文典对教学的态度，而与此相关更让人感慨的一件事则是：解放后，刘文典年事渐高，云南大学为了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一度没排他的课，但他坚持要上课，并声色俱厉地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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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2）

西南联大教室旧址

刘文典曾在给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一封信中说：“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用这一段话来作为刘文典西南联大时期生活的注解应当比较恰当。尽管国势艰危，生活困苦，但刘文典却没有忘记以文化承传作为自己的使命。出于这种“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刘文典不仅是“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而且还潜心于学术研究。在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完成《庄子补正》一书，并于1939年出版。对于此书，刘文典十分自负，他曾经表明自己写作此书的标准：“前人教释此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无据。今为补正一字异同，必求确诂。若古无是训，则案而不断，弗敢妄生议论，惧杜撰臆说，贻误后学而灾梨枣也。”意思就是说，自己写作此书的要求非常严格，言必有据，是正宗的学问。刘文典《庄子补正》一书确也做到了立论严谨，学风扎实深厚，连一向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也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得陈寅恪盛誉，时人遂以“庄子专家”称之。本就狂傲不羁的刘文典更是自信满怀，每逢上《庄子》课时，刘文典开头第一句总会自负地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他还曾自信地说：“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其馀半个是冯友兰。”

现在我们的疑问是：为什么在西南联大时期，刘文典会选择庄子研究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为什么在抗战时期刘文典会“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视为应尽之责”？对于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