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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你不要问我要钱。这大概是朋友们知道我没有钱，才如此说。我这一次病了，单是医院，七十七天，就是三千多美金（医院特别优待，给我打六折）。医生是最有名的医生（他来看我七十次）。起码可以开账到五千元，但他只开了一千五百元的诊费。这两笔就是四千多元。我每月只有五百四十元美金，这一场病就去了我八个月的薪金。”“医药费是陈、李两人借的居多。他们都是好朋友，我借了他们的钱，慢慢的还他们，不要紧。你也不必替我着急。”

为了应对相对拮据的经济状况，胡适采取的办法就是尽量节省自己的开支。1939年4月3日，胡适在家信中让妻子给他寄茶叶，“这里没有茶叶吃了，请你代买龙井茶四十斤寄来。价钱也请你代付，只要上等可吃的茶叶就好了，不必要顶贵的”。江冬秀给他寄衣服，胡适回信给妻子：“我的中国衣服很合适，只有衬绒的绸面有点缩，但在家里穿很好。”“中国衣服，我总舍不得穿，所以都还是新的。至少够一年穿了。请你以后不要再寄衣服了。”这种语调如发生在平常人身上我们会觉很自然，但是以胡适的声望和地位却也在这些小事情上注意节省，更显示出胡适的不寻常。在一般意义上，穷困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穷困发生在身居高位的胡大使身上，这种穷困就充满了不平凡。君不见当时有多少肠满脑肥的官僚们大发国难财！胡适如要用一些手段来摆脱自己拮据的经济生活，以他当时的地位是不难办到的。与此等国家蛀虫相较，不禁让人感叹如胡适之官员何其少！梁实秋在一篇纪念文章中曾回忆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梁实秋认为，在国民党的政府中，像胡适这种不领特支费的，除了任过外交部长的罗文干，别无第三人。尽管胡适的生活有一些拮据，但他从不对他人叫穷，且为了保持自己的清廉而拒绝一切形式的捐助。胡适大病住院时，“孔庸之先生好意汇了三千美金给李国钦兄助我的医药费。国钦知道我不肯受，又不好就退回，所以等到我的医药费付清后，慢慢的把这三千元退还给孔先生了”。

“一身轻才能无官”（2）

众所周知，胡适在任驻美大使期间，胡妻江冬秀并没有同往。1939年11月14日，胡适致信江冬秀向她说明不携其往美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我本来不指望久居，故要减轻负担”。而且，胡适为了节省费用还将他的小儿子胡思杜送往美国中部的大学，他很清楚中部大学的教学质量相对而言要差一些。那胡适为何要舍好而求次呢？在家信中他说得很清楚，“我想把小三送进一个中部的大学，中部的生活程度比东部低些，用费可以节省一点”。现在，问题出来了。以胡适一月五百四十美元的薪水，虽说算不上很高的收入，但维持一家在美国的生活，稍微节省些应该也能勉强应付。为什么为了减轻负担而不带家眷，甚至到了要牺牲儿子学业前途的地步，胡适何至如此？胡适在1939年家信中谈及原因：“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是一句名言。大儿子现在进了大学，每年要一千二百美金。我明年要是走了，我就得想法子去到什么有金子的地方，教一年书，替大儿子挣两年学费。不然，大儿子就得半路上退学。一个儿子已是如此，加上太太和小儿子，就更不自由了。”“不自由了”，胡适此处话似没有说透，他要的是什么“自由”？怎么太太和小儿子来了就“不自由”了？在1941年的家信中，胡适把话说得很明白，坦陈自己如此的原因：“我从前所以不敢叫两个孩子都出来，正是因为我要减轻家累，可以随时要走就走。古人说‘无官一身轻’。我要倒过来说，‘一身轻才能无官’。”原来如此！

胡适小传

胡适（1891—1962），原名嗣贰����轶U，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1904年赴上海，入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等校学习。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4年在康奈尔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师从杜威，深受影响。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提倡“好人政府”。1928年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月刊。1932年主办《独立评论》。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