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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成性，毫不容人的文学典型。

于是，他垂死时的“既生瑜，何生亮”的悲鸣，就成了一个应该盖世而未盖世，应该得到一切而来不及得到的英雄，在他命危旦夕，已无法再一争短长时的绝唱。很痛苦，很悲伤，死也咽不下这口气，许多碰上“强中更有强中手”的败者，或者时运不济，错过良机，即使不死，也会在力不逮时，发出这种类似感叹的。

这六个字中有两个“生”字，真是深堪玩味啊！

中国人的心态，可能与中国人繁殖孳生得太多太快有关，一切的幸与不幸，一切的忧患祸福，都和人口众多，过于密集，以致生存空间变得狭窄拥挤有关。于是，就产生了像物理学所说的，作为物体，人与人之间的相排斥，相敌对，相嫉妒，相倾轧的行为，远远大于相吸引，相联系，相匹配，相协同的现象。

无妨假想一下，当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一个人时，人需要他人是第一位的。当每平方公里为一万人时，人提防他人是第一位的。当每平方公里为百万人时，连空气都不够呼吸，生存竞争，便是第一位的了。因此，人口众多，物产有限，形成了中国人心态中的独占欲，霸有欲。典型的状态是：一天不能二日，一山不容二虎，只有一个馒头，分开来吃两个人仍是饥饿，就不如拼个死活，一人享用。于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势必要干掉对手，才能用馒头蘸着鲜血，从容地领教老子天下第一的风光。文坛不大看得见刀光剑影，但彼此之间的倾轧，有时也颇有血风腥雨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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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公谨当年（2）

这也就是中国自古以来，总是时不时地造成历史倒退逆转的一个根本原因。只有无情的屠杀，而无公平的竞争，屠杀只能再回到黑暗，竞争才推动历史前进。一个总是不停拼杀内耗的社会，是不会取得长足进展的。

在这样的状态下，强者和强者，大概是很难共存的了，周瑜和诸葛亮如此，庞统要不死于落风坡，焉知后来和诸葛亮又何尝不如此呢？不是已见争功端倪了吗！

刘玄德的仁义（1）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以仁义诚信，感召天下，从一个救了董卓，反而遭董卓白眼的平头百姓，在讨卓的盟军中，只是站在公孙瓒身后当跟班的些微角色，终于成了鼎立的三雄之一，被曹操誉为“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风云人物。他那时一无地盘，二无兵马，依人篱下，能令世人刮目相看，他的仁义诚信，确实起了一部分号召的作用。

但他后来，所以在三分天下中，始终处于苟安一隅的最弱地位，虽有孔明、庞统智谋之士，关、张、赵、马、黄等勇武之将，而未能大发展，大开拓，东不能与孙吴撷抗，北不能与曹魏争雄，这其中，败因固然很多，但他的这种以仁义诚信取世，造成个人性格与情感上的偏执行事，而影响了政策，贻误了时机，也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一点。

任何政治行为，都得把握其一张一弛，有收有放，包括极其表面层次的，例如打出来的任何旗帜、口号，都不宜过头，凡过头，强化到极致，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古往今来，有无数这样物极必反的例子，直至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文化革命”，最后走到极端，不就悖谬到“革命文化”而成浩劫了吗？

刘玄德的仁义，有时也很害了自己的。取荆州，就是一个例子，刘表病笃，孔明建议他取荆州，以拒曹操。他也认为“公言甚善”，但又说：“备受景升之恩，安忍图之。”孔明警告他：“今若不取，后悔何及！”他那仁义劲一上来，罔顾其他。“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随后刘琮将荆州献于曹操，伊藉和孔明都劝他“以吊丧为名，前赴襄阳，诱刘琮出迎，就便擒下，诛其党羽，则荆州属使君矣”。刘备又是那一套：“吾兄临危托孤于我，今若执其子而夺其地，异日死于九泉之下，何面目复见吾兄乎？”于是本来唾手可得的刘表的荆州，变成曹操的荆州，然后又变成在道义上是孙权的荆州。他呢？无论诸葛亮用怎样的言辞，强词夺理，说到底，也是暂借栖身荆州。

益州，又是一个例子，本来到益州，就是图谋这方土地。庞统、法正都劝他对刘璋“就筵上杀之，一拥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也”。“事不宜迟，只在早晚图之”，而刘备却说：“刘季玉与吾同宗，不忍取之。”结果，他还埋怨庞统：“公等奈何欲陷备于不义耶？”此时要仁义，最后又大动干戈，不是十足的伪善，便是二十分的愚执了。荆州和益州，都坏在刘备的坚而不决上。他不是不想要，而是想在无碍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