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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出任满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此时，西义显奉松冈之命，正从事于中日“和平运动”。对于董道宁的来访，西义显非常惊奇，因为在战时，作为一名外交官与敌方人员会见，非同寻常。他猜想，董道宁此来一定是与陶德曼的调停有关。经西义显的询问之后，董道宁对此完全承认。他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除希望陶德曼调停取得进展外，对世事无所指望。”153当他从董道宁的讲述中得知董曾与川越会见，想求得日本在条件上作出某种让步之后，就鼓动董道宁往东京，与日本政府直接进行交涉。

在西义显及其助手伊藤芳男及日本同盟通信社驻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的安排下，1938年2月15日，董道宁乘船在长崎上岸，16日抵达东京，直至3月上旬，离开东京经大连会见松冈之后，回到上海。他在东京期间，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他从多田那里“证实了日本在1月16日近卫声明发表之后，因为预感到事变似有意外延长的情况，确实希望从速实现对华和平。”154

董在离开东京时，影佐祯昭还写了两封信托董带交。影佐说：“我写了两封信给一向为我所尊敬，又是蒋介石军政双方的重要助手何应钦和张群，托他带去。那是因为在近卫声明发表后不久，直接写信给蒋介石是不恰当的。并且还想，以一个课长的地位写信给蒋介石，也是不妥当的，所以写给这两个老朋友。”155

影佐的信大意如下：

日中两民族不幸发生战争，导致1月16日帝国政府之声明的发表，东洋之命运不能不说穷途末路了。为打开此穷途之道，首先是贵国出现一个伟大的王伦，以解除我国朝野之士误解。现董道宁先生来日，以身传达贵国的诚意，使我当局大为感动。这是摆脱困境的第一步，但愿有人继他之后，再进一步试行启我等之蒙，以期待贵国的真意和我国的感动心情得以交流。156

影佐信中所谓的王伦其人，是南宋时主张与金和议的代表人物。1127年（建炎元年），他以朝奉郎假刑部侍郎赴金，被扣至1132年放还。1137年再次赴金，见金大将完颜昌。1138年复与金使同至临安（今浙江杭州），约定和议。后被兀术扣留，1144年死于北方。影佐援用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典故，是把自己比作完颜昌，而把董道宁比作王伦，要中国政府继续派人与日本谈判和平结束中日战争。

董道宁到上海后，与已至上海的上司高宗武会见，然后一同返香港。 4月2日，高宗武回到汉口，向周佛海报告董道宁赴日的情况。影佐的书信，当然也会经由周佛海或陈布雷之手，转呈蒋介石、汪精卫等人。

董道宁只是外交部亚洲司一个小小的科长，如果没有上级的指示，他是不敢胆大妄为，潜赴敌方国都，进行“和平”交涉的。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像高宗武往香港一样，事前是经由蒋介石同意了的。但是除高宗武外，周佛海也是支持的。尽管周佛海曾否认他与董道宁的日本之行一事有关。他说：“此外，还有一个名叫董道宁的人。此人跟我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到过日本，由他的活动的结果，断定日本也有和平的意思，把他所得到的材料供给高宗武。此事高宗武也有对蒋介石报告过。”157　。　想看书来

暗中通敌（4）

但是，据西义显说：1939年4月16日，他与高宗武等人在香港浅水湾饭店会见时，高宗武曾说：“作为我个人，我认为，即使陶德曼大使的调停破裂了，和平工作仍必须继续下去。因此，我便与周佛海（蒋介石的侍从室副主任）等商量，决定一方面以一再表示和平主张的汪兆铭为中心，加强同志的集结；另一方面，派遣董道宁到上海，并请董与川越大使谈判，请川越大使说服日本政府放宽条件，为此做了全面安排。总之，决心使国民政府改变态度，接受和平。”158

周佛海在听了高宗武的报告后，很是兴奋，并且决定亲自飞往香港，直接与日方交涉。3月21日，他写信给杨淑慧说：“宗武夫妇住我家。”这说明此时高宗武已到了汉口。信中还说：“我已买定下月14日的飞机票，大约临时没有重大事故发生，我一定可以到港一行。”但是，周佛海此项计划为蒋介石所阻。3月27日，陈布雷打电话给他说：“下月中旬赴港小住之意须打消，因有种种关系，不便前往，否则，恐起物议。”周佛海听到这个通知后说：“闻之不胜懊丧。”159

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是日，周佛海写信给杨淑慧说：“宗武大约不能回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