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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4年开始，程琳演唱的《酒干倘卖无》、《熊猫咪咪》、《你和我的明天》、《信天游》等歌曲，迅速流行开来。

差不多同时，15岁的扬州姑娘朱晓琳，把一曲《妈妈的吻》唱红了大江南北，打动了亿万听众的心：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　小呀小山村

我那亲爱的妈妈　已白发鬓鬓

过去的时光难忘怀　难忘怀

妈妈曾给我多少吻　多少吻

吻干我脸上的泪花

温暖我那幼小的心

妈妈的吻　甜蜜的吻

叫我思念到如今

。　想看书来

高加林与刘巧珍拨动了多少人的人生

1984年，街上流行红裙子。

那是因为一部名叫《红衣少女》的电影。片子一公映，立时成为时尚的标签，红裙子风靡全国，连同片中一句经典对白：不要太多情，不要假正经。

这是根据女作家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的电影。影片的主角是一位16岁的活泼女生安然，她喜欢穿一件大红衬衫，喜欢踢足球、吹口哨，喜欢佐罗的下巴，喜欢和不多废话的男孩来往。在那个改革开放春风尚未吹遍大江南北，保守凝滞之风尚存的年代，安然的一举一动都成了班上乃至学校里的焦点。

安然最出格的是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在课堂上，当众指出班主任老师将“干将莫邪”的“邪（yé）”念成（xié）的读音错误，从而受到这位老师的排斥和报复；二是在作文中如实记录了班长八面玲珑的虚伪——这样的率真，恐怕是当今的孩子也极难做到的，大人就更不用说了。

1984年真正刺痛人心的，是一个叫“高加林”的人。

农民的儿子高加林参加了高考，但是名落孙山。正在高加林情绪低落消沉之时，一个美丽善良但没有文化的本村姑娘——刘巧珍向他表达了火热、纯真的爱情。巧珍的爱情一时填补了高加林的苦恼和空虚，修复了他受损的心灵。在爱情的力量的鼓舞下，巧珍勇敢地与高加林一起，同愚昧的封建思想做斗争，做了很多“出格”的事。

一个偶然机会，再次改变了高加林的人生道路。高加林“农转非”，当上记者之后，抛弃了深深爱着他的美丽善良的巧珍。

这是1982年第三期的《收获》上，刊登的一篇曾经轰动一时的、著名作家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所叙述的故事。

1984年，由吴天明、路遥编剧的同名电影搬上了银幕。一时间，《人生》家喻户晓。《人生》的轰动便由文坛走向大学校园、工厂农村，甚至于世界。

高加林成了那个时候青年人谈论最多的人。

“渴望撕下农民身份标签的高加林，是一种思想或者道德的沦丧吗？”

“高加林是中国的‘于连’吗”？

“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根源在哪里？”

“高加林该不该抛弃刘巧珍？”

更多延伸出去的命题，旋风般地在全社会、港台甚至跨出国界，在日本、法国、苏联、英国等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国度里，掀起了一场此起彼伏的大讨论。数百家国内报刊、电台、电视，纷纷扬扬，争先恐后地开辟各类专栏或专题节目，为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生活领域的人们，提供“读后感、观后感”之类的讨论场所。

作为一部引发80年代“人生”大讨论的作品，《人生》无疑有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它的悲剧建立在一种广泛的社会背景上，“城乡差别”、“户籍制度”、“官文化”、“关系学”、“门当户对”……就是那场争鸣的关键词。

电影中的主题歌，写的是爱情：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照哥哥，煮了那个“钱钱”下了那个米，大路上搂柴，我了一了你。清水水的玻璃隔着窗子照，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双扇扇的门来单扇扇的开，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在把高加林骂得狗血淋头的同时，也把愤怒的子弹对准了“高加林”的扮演者——周里京。北京一位卖菜的老太太曾追在周里京的后面，骂他“这就是那个没有良心的高加林小子！”以致，很有希望成为“最佳男演员”的周里京，在电影“百花奖”和“金鸡奖”评选中，吃了不少“哑巴亏”。

相反，“刘巧珍”的扮演者吴玉芳却处处受到同情和欢迎，求爱的信号不断。后来，她嫁给乒乓球冠军江嘉良。

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