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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的诗作，欧阳修一向并不特别看好，可对于这两首和诗及另一首《庐山高》，他却非常自重。有一天，也是多喝了两杯，他竟情不自禁地对儿子欧阳棐说：“我一生最得意的诗只有三首。一首《庐山高》，两首和介甫的《明妃曲》。《庐山高》，除了李太白，现在的人没有一个能写得出来。《明妃曲》后篇，太白也写不出来，只有杜甫行。至于前篇，连杜子美也要搁笔，只有我才写得出来了。”就因为父亲这几句话，后来欧阳棐真叫一个书法家，在乌丝阑绢上写下这三首诗制成立轴，作为永久的纪念。欧阳修的自珍虽不无道理，可比起安石的原作，似乎仍然略逊一筹。

深父得到安石的诗，先也觉着写得不错，但推敲之后，就不安起来了。一见到子固，就问他：“介甫最近的《明妃曲》，子固读到了吗？”

子固说：“京里正热炒这两首诗呢，自然早就读了。”

深父一听更急了：“还热炒哪，那更糟了！”

子固不知所以，连忙问道：“怎么，有什么不对吗？”

“岂止是不对！介甫太欠考虑。”深父表情凝重，不是开玩笑。

子固一时也蒙了。他很推崇这两首诗，认为辞达意深，了无遗恨，直逼李白、王维，历来咏昭君的诗罕有媲美者。深父这话，从何说起？

深父见他发蒙，越发皱起了眉头：“你也没想到？我问你：孔圣人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介甫诗却说‘人生失意无南北’。再怎么失意，也要有华夷之分哪！他这话不是太欠考虑是什么？”

子固见他钻的是这个牛角尖，不由得一笑，也引起了《论语》：“深父您忘了？孔子也曾想到九夷居住呢！人家问他：九夷简陋，怎么能住？他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据此看来，介甫这话恐怕并没有错。”

深父并不辩解，又说：“再看这两句：‘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问题更大了，简直就是敌我不分，无父无君了。怎么能这样比较？胡恩深就能忘记祖宗，汉恩浅就要叛国投敌？只要知心，就可以什么都做，汉奸不都理直气壮了吗？”

深父这样拘泥不化，子固一时竟无话可说了！半晌才解释道：“深父，诗只能当诗读。这么大的帽子，介甫非给您压趴下不可。我想他的原意，也不过是说男女欢爱之情一浅一深，哪里能想到别的上头？说到男欢女爱，元帝连认都不认识她，比之单于娶她为妃，可不是一深一浅吗？介甫这话，原来不错，怕是您太钻牛角尖了！”

深父还是很不以为然：“不是我钻牛角尖，是他诗里自有罅漏。就是我不说话，以后也有人要说话的。你看人家白香山，他写王昭君，说：‘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忘不了的始终是君恩，这才是哀而不怨，忠心可鉴。司马光和诗虽不及介甫，说‘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也一样合于礼教。安石一向最重先圣之学，怎么一写起诗来，就忘乎所以了呢？”

子固自己也是诗人，见深父发了牛劲，知道三言两语劝不过来，又不能一言不发，只好拣最重要的说道：“啊呀，深父，这写诗可不是写《礼记》、写《道德经》，能那么比吗？再说，诗，贵在言人之所未言，说的要都是大路话，或者别人已经说过的话，还写个什么劲儿呀！”

深父仍然执拗道：“正是这话。我也知道安石是想出奇制胜。可凡事总有个度。韩退之说‘文以载道’。诗文一理，再怎么，诗也不能离经叛道。出奇可以，不能出格。诗还是小事。为大事，要是也想出奇而不顾是否出格，可就麻烦了！介甫聪明过人，总能见出人所未见，出人一头，尤其需要防微杜渐。子固你说说，我哪里是没事找事呢？”

子固怎么也没想到深父会这么小题大做，洞幽烛微，而交织在这后面的，又显然是对于介甫的深切关爱，又无奈又感动，一时倒找不出话说了！好大一会儿，才安慰深父：“介甫有您这样一位畏友，实在三生有幸。不过呢，您也别太担心了，诗究竟只是诗。我喜欢介甫的诗，倒正是因为他见解高人一头，总能道他人所不能道。您不妨将您的看法写信告诉他，让他也参考参考。”

深父道：“那是自然。对介甫，我还能有话不说？既说，还能不畅所欲言吗？”

说虽说了，可安石接到深父的信，自然又要比子固更多一番酸甜苦辣了。

说到诗，安石不过遭到朋友的一点关爱备至的误解，而欧阳修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差点儿没落下天大一场祸事。

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