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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礼之外,就是重乐了。因为下的是死工夫,记诵之学根底不薄,关于音乐的那些琐事,他也真能说个一二三四。李照反对王朴,改乐不是改得莫衷一是吗?仁宗始终放不下这件事,大臣们也有一直抓住不放的。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范镇,字景仁,就倒拎书袋,掰着手数黍粒儿,说现在的乐器都不合古制,应当重新改过。怎么改呢?他提出一套新规格,要等找到“真黍”,再重新铸造乐器。范镇斩钉截铁地强调,唯有自己得的才是古法,只有自己的规格才是唯一合乎古制的正宗。司马光正当集贤校理,也倒拎着书袋,掰着手儿细数了一下,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当即也上了一本,将范镇驳得体无完肤。范镇既是唯一得到古法的,岂能任人信口雌黄?当然要反驳。这样,两人你来我往,竟扯得难解难分。好歹说的都不着边际,两个人又都主张“乐者,和气也”,还不至于伤着什么和气。世上真正懂钟律之学的几乎没有,自然难得插嘴,只好任他们两个争得昏天黑地了。
重礼,重乐,自然要重道德建设。司马光在馆阁待过,能读到秘阁的藏书。有一天突然发现了一本《古文孝经传注》,甭说有多高兴了!这《古文孝经》是先秦古书,不靠这本传注,早就湮没了。他当时就写了一卷《古文孝经指解》,在传注的基础上又将孝经条分缕析了一番,加上一篇序文,献给了皇上。那意思,自然是希望皇上一看就明白,然后身体力行,将它推而广之。孝悌原来就是圣人持家治国的根本,那账在孔夫子那里就算得特清楚了:为人孝悌的,绝不会犯上作乱。没人犯上作乱,自然会长治久安。司马光将孝道当作圣人道德的极点,安邦治国的本源,正是秉承了圣人的遗训。只是皇上并不那么热心,不过批了几个字,将他的《指解》直接送到秘阁去了。秘阁又多了一本藏书,倒也不能算是坏事。
说到官运,因为有父亲及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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