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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遗诏中最关键的是最后四字“嗣皇帝位”。所以，当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璁到达北京城外的时候，进城的礼仪就成为第一个问题。礼部员外郎杨应奎、郎中俞才拟定的仪注，是照准皇太子即位之礼的，即由东安门入，宿文华殿。朱厚璁看过之后，就对身边的兴献王府长史袁宗皋说：“遗诏是让我来做皇帝的，不是皇子。”在当时，朱厚璁所能真正依靠的亲信，大概也就是年老的袁宗皋。后来，袁宗皋以从龙之功任内阁大学士，由一个正五品的官员升至一品大臣。但在当时，朱厚璁无疑是以一人之力对抗当时的文官政府。杨廷和请求按既定的皇太子礼仪行事，无奈朱厚璁以遗为依据，就是不同意。最后，张太后命杨廷和等人先实施“劝进”这样一个程序，等于在形式确认朱厚璁为皇帝，然后再按皇帝的仪式让朱厚璁入京。朱厚璁当即受笺，也不再像以往的即位程序那样辞让再三，而是立即受笺，由大明门入，朝见太后、武宗皇后，御奉天殿，即皇帝位。后来的人说，这件事说明朱厚璁的心中“早有定见”——即“继统不继嗣”。对于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有这样的主见是难能可贵的。所以，袁宗皋说：“殿下聪明仁孝，天实启之。”但是，我们看来，这也许说明朱厚璁在王府时受过良好的教育。朱厚璁的父亲朱厚璁据说“嗜诗书，绝珍玩”，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平时也重视对儿子的教育。所以，相对于深宫长大的皇子，在王府中长大的朱厚璁自然有更强的独立能力与主见。因此，在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上，朱厚璁小胜。但是，接下来的“大礼议”，竟牵动着整个嘉靖初年的政局。

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按照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的意见，朱厚璁“宜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对兴献王和兴献王妃，朱厚璁一律称“侄皇帝”；益王第二子朱厚炫，继兴献王后，袭封为兴王。这样的安排，就等于将兴献王朱佑杬惟一的儿子朱厚璁过继给孝宗为子而正式成为武宗的弟弟，以继承皇位，再将益王的儿子朱厚炫过继给兴献王朱佑杬，继承王位。对于这样拔萝卜似地拔来拔去的安排，朱厚璁回答说：“事体重大，再讨论说来听。”显然，朱厚璁无法接受自己称自己的亲生父亲和母亲为叔父、叔母，而称呼根本没有过继手续的伯父为父亲。但是，礼部尚书毛澄等人的复议依旧坚持前议，并且高唱“为人后者为之子，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的高调。朱厚璁的批复依旧是要礼臣们再去讨论。也许，他需要等待，等待一些人站出来为皇帝讲话。直到七月，事情仍悬而未决。新科进士张璁上疏，针对“为人后者为人子”的说法，指出如果兴献王健在并且即位的话，难道兴献王也要做孝宗的儿子么？认为朱厚璁所继承的大统，实际上是太祖之统，是来自祖父宪宗的。而且，张璁说：“现在要迎养圣母来京，称皇叔母的话，就要讲君臣之义了，难道圣母要做皇帝的臣子？且长子不得为人后！”这一番议论，在朱厚璁听来，自是高兴，说：“此论一出，我们父子就可以保全了。”但是，在大臣们看来，张璁的议论无疑是奸邪之论，意在讨好皇帝。因此，纷纷上疏要求惩办张璁及其同党桂萼。但是，朱厚璁好不容易找到支持他的人，哪里会惩办呢！于是，他不久后即命张璁、桂萼两人进京与京城的大臣们来议礼。大臣们自然是极力阻挠二人入京，一方面与皇帝妥协，一方面攻击张璁和桂萼两人心术不正。这样，围绕着议礼这一事件，朝臣中已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张璁为首的主张尊奉兴献王为皇考的；一派是以杨廷和为首的主张尊奉孝宗为皇考的。

从两派的力量对比来看，自然在初期杨廷和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内阁大学士们、各部的尚书以及科道的言官们，几乎都是与杨廷和同一主张的。世宗这时刚刚即位，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过分地专制。大臣们也动辄以辞职相要挟。就在正德十六年（1521）的十月，礼部尚书毛澄、大学士蒋冕就先后要求辞职，朱厚璁因为还缺乏多数朝臣的支持，还只能温旨挽留。但是，正德十六年九月的一次事件，也许初现了朱厚璁专制的苗头。该月，礼部主张用王妃的礼节来迎接到京的兴献王妃。但是，朱厚璁明确地表示不同意，下诏用“母后仪驾”，由大明门入。整体看来，这一时期朱厚璁与杨廷和等大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博弈。双方相互妥协、要求，试探对方的底线。有时，朱厚璁几乎就像是在哀求了。正德十六年（1521）的十一月，朱厚璁对杨廷和等人说：“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