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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杨登瀛肩负着国共两党的“使命”，对租界巡捕房加紧了联络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这时的巡捕房有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分。公共租界设有中央、老闸、新闸、虹口等十三个巡捕房，有巡捕和便衣侦探四百余人，头目主要是英国人，还有数量不少的肤色黝黑、身材高大、缠着包头巾的印度人（上海市民称其为“红头阿三”），当然，主要的还是华人巡捕和便衣侦探。法租界设有中央等六个巡捕房，头目自然是法国人，也有身材矮小、尖嘴猴腮的安南人（即越南人），但最多的依旧是华人。

这时，杨登瀛除继续与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侦探督察兰普逊拉私人感情、请客送礼外，还主动接近广东老乡、捕房帮办谭绍良。他每天跑完国民党军警机关以后，总是跑到谭绍良那里一块聊天，还一块儿吃饭。有时，他们晚上还一块儿到一品香饭店，专门开间包房，横卧床榻之上抽吸大烟，无所不谈。

四、杨登瀛骗取陈立夫信任（下）

1928年8月的一天，英租界码头有两个工头突然失踪。谭绍良怀疑是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走了，遂请杨登瀛出面找警备司令钱大钧了解情况。

杨登瀛自然十分清楚，钱大钧绝不会为两个小小的工头而与英国人结怨，便十分爽快地答应帮忙。他旋即从钱大钧口中获悉，警备司令部的确抓了这两个工头。

钱大钧便问杨登瀛英国巡捕房是什么意思，他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只说随便帮人打听一下而已。钱大钧也不再追问，但当即命手下将两个工头给放了。

等杨登瀛回到巡捕房时，谭绍良高兴地说：

“杨兄，你的面子真大，那两个工头已被钱司令手下的人释放了！”

接着，谭绍良奉英国主子之命，特意拿出二百块大洋感谢杨登瀛。

杨登瀛却一本正经地婉言谢绝。他说：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再说，你我是什么关系。倘若真要把钱给我，你算是认错了我这个人！”

谭绍良见杨登瀛如此仗义，也不再勉强，只说：

“这次算我欠了你一笔情。今后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兄弟我一定会尽绵薄之力！”

又一天，杨登瀛告诉陈赓，说兰普逊想弄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陈赓当即指示他：

“这说明英租界已看重你的价值了。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帮他们弄到手。”

其实，兰普逊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想掂量一下杨登瀛的“实力”，另一方面则心里另有“小九九”：他若想在上海滩做成几件大事，必须得与上海形形色色的地头蛇，尤其是与杨登瀛这种交际广、神通大的国民党特务搞好关系，更何况杨登瀛还是个日本通呢！因为当时英日矛盾比较尖锐。日本在北四川路驻军较多，英国人颇感威胁。兰普逊急于借重杨登瀛与日本人打交道。自从上次陈立夫要杨登瀛前来引渡罗亦农，兰普逊就已看出杨登瀛的不凡来头。再加上，杨有时跑完南京归来，便说又带回了什么什么指示等等，更使人相信：他在上海就是代表国民党中央！

很快，杨登瀛通过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把司令部所属各处及侦缉队的印鉴式样全部弄到了手。

兰普逊看到这些东西，如获至宝，感激不迭。事后，他逢人就夸：

“杨登瀛虽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指挥司令部�的人。”�

深谙人情世故的杨登瀛颇懂“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他因此主动建议我中央特科给兰普逊送礼。特科虑及兰普逊的特殊身份与地位，同意了杨登瀛的建议。因此，兰普逊间接地接受了我们不少“贿赂”。

不久，“吃了人家嘴软”的兰普逊主动地向上海国民党当局暗示：从今往后，巡捕房不希望同杨登瀛以外的人接触。一次，他还亲口对杨登瀛说：

“如果确有要案急需办理，你不必办理拘捕手续，作为现行犯你尽管随时去逮捕就行了。”

这意思已说得再清楚不过，杨登瀛从此以后在英租界办案、抓人，既不必向巡捕房办理拘捕手续，又不必办理引渡手续了。由此可见杨登瀛在这个英国佬心目中或者说在英租界的地位。

不仅如此，兰普逊还将杨登瀛看做是侦探专家，什么情况都告诉他，还常约他协助捕人；一旦遇上重大疑难案件，找他商量倒小可，还正儿八经地请他做顾问呢！

在陈立夫看来，这些都是杨登瀛工作出色的表现。当然，陈立夫如此肯定杨登瀛，也是杨登瀛对陈立夫“溜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