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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和全球化。所以说，有一套原则告诉了我们该说什么。有时候报纸刻意地要去做出影响，做一些宣传活动，我反而觉得是不真诚的。 难道你不想成为另一个约翰·德兰尼吗？他和议会、政府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向他们施加了极大的影响力。 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我很了解《泰晤士报》，布朗先生、邓肯·史密斯先生、肯尼迪先生（英国政治家），我很了解这些人，很了解这些机构。去见这些人的确很有意思，是一种荣幸，但是却不能利用这种影响力去为报纸增加声誉。这份报纸不是表达我的自我的工具（vehicle of ego）。 但有观察家批评说《泰晤士报》与工党政府的关系太密切了？ 那肯定是其他报纸这么说的，他们当然不会为《泰晤士报》唱赞歌。如果用市场、经济稳定性等标准来衡量，我们做得还算不错。我们当然不会赞同一切事情，相反，有时我们会强烈地反对一些事情。如果现任政府“向右转”了，我们不会只说一句“喔，这个政府不是工党政府了”。我们会综合考察它的表现，我们也许会说，“唔，也许保守党执政会比较好一点”。但这只是假设，现在还很难下判断，因为这届工党政府不同于往届工党政府。 从长远的历史眼光，你怎么看今天的《泰晤士报》。它创办于1725年，19世纪中期达到了巅峰，20世纪50至60年代也许是它的最低谷。那今天的《泰晤士报》呢？ 现在这个时代要好一些。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新闻工作者不会为资源发愁—即使你没有时间写作，不能做到四处旅行，见很多的人。作为一个编辑，这个时代对我来说简直太好了，我们要做好一份报纸是不缺资源的。在英国媒体业和英国社会中，我们的道路很明确。我们的信心和依靠商业生存的能力，都能够让我们做出一份伟大的报纸。 被任命为《泰晤士报》总编，是你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吗？     。。
访谈（4）
这算什么问题，这当然是我的一个转折点，不过我想我这一生有很多转折点。我现在41岁，接受这一职位并非我走下坡路的开端，我很高兴获得这一任命。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媒体，这个职位远不如这个地方有价值，吸引我的是这个组织，而不是职位本身。但就个人而言，我很自知，扬名并不是我的驱动力，我自问扬名并非我所好。因此，它之所以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是因为这里能够提供非常令人兴奋的经历。就新闻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希望这不是我最后一次感觉美妙的经历。 那对你来说，第一个转折点是什么呢？成为一名copy boy吗？ 呃，我的第一个转折点应该是我出生吧（笑）。我想，远赴中国，是我最大最大的一个转折点。 在那里还遇见了你的妻子。 对，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于职业生涯来说，这一次打开了我的眼界。当时是1985年，正如你们所知，中国当时非常令人吃惊，到处都在进行改革。中国真的就在你眼前发生着变化，每个月都会不一样，你能感受到这些。我刚到中国时，大街两旁的扬声器里还播放着音乐，马路上时有马车来往，中国人还穿着中山服。现在去中国的人，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原来是什么样子。我想我当时真的很幸运。回顾之下，我发现自己那个时候就在中国非常幸运，虽然问题还很多，但是人们—邓小平等领导—正在去尝试，不管是在艺术上、文化上还是经济上，甚至包括政治上，一切都在前进着。 这些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是了解了中国，还了解了社会，了解了人民，我还了解了人们心中的愿望。人们想发展自己，想尽可能地挖掘自身的潜力，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当然，大家都希望能够有舒适的物质条件，但他们也想要个人的机会。当时我才刚满23岁，我最幸运的就是能够在当时去到北京并呆了一段时间。 随后你又去了东京、美国，在亚洲和在美国的不同经历分别怎样影响了你？ 日本和中国很不一样，中国给我的影响还要大一些。我很喜欢日本，我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日本经济的泡沫时期，也很令人惊奇。这是两个真正不同的文化。很大一个问题是，我在中国时，让人们办事非常困难，而日本就是什么都很正常。这两个国家给了我很不同的经历。总的来说，在亚洲的经历感觉很矛盾，人的外表很相似，社会却截然不同。 在美国的经历也是如此。人们在美国外面看美国，观点就远异于有过美国经历的人。尤其是欧洲人，左翼比较多，反美倾向较强。我不知道人们对美国了解多少，我很喜欢这个国家，我的两个儿子就是在纽约出生的，我对那里怀有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