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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必须在实际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如果奥巴马总统能够超越短期的不确定性，看得更长远一些，就会发现积极的气候政策有助于修复美国的国际形象，并加强美国的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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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核时代（1）

我们已经进入第二个核时代。1在第一个核时代来临之际，《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简称《不扩散条约》）的缔造者们相信，在和平使用核技术和利用核技术制造武器之间可以建立一座防火墙。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伊拉克和最近的朝鲜和伊朗证明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在第一个核时代，扩散只是国家面临的问题。40年前，没有人认为恐怖分子可以获得核弹，也没有人认为核武器材料和技术的销售会成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商机。

在第一个核时代，核能似乎是大有希望的资源，但是出于安全和环境考虑，它从未成为首要的能源来源。在第二个核时代，对全球变暖的关注和国际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的大幅波动，使得人们对核能的需求复苏。近30个国家已经宣布要建设用于和平目的核项目。2

在第一个核时代，核弹是有核国家相互威慑的武器；在第二个核时代，核武器国家的军事参谋正在认真考虑，应该制定怎样的原则，使得核武器可以“被用到”反恐战争中。3在第一个核时代，美苏冷战限制了对核弹的需求；在第二个核时代，地区和全球不安全使一些人对核弹产生了新的兴趣，有人认为，未来我们有可能会看到以中东为中心的大型核扩散。在第一个核时代，专家们默认，如果美国和苏联进行裁军，其他国家也会照办。但是，现在情况就不是那么明朗了。有核国家，例如，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都面临着所在地区不安全的复杂局势。如果它们弃核，那么什么样的国际机制能够保障它们的安全呢？4

阻止核武器扩散，这是负责任主权面临的最重大考验。《不扩散条约》是40多年前签署的，它制定了一些关键的行为标准，负责任的国家在处理核技术时应遵照执行。如今，能激活这些标准的共识已经有所退化。未来不扩散机制的健康发展首先有赖于如何重建共识。但是，仅有共识还不够。我们要制定新的责任标准，使不扩散机制适应21世纪的要求。

《不扩散条约》的效力取决于在三个问题上达成协定。第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要达成集体协定，不将核武器扩散到其他国家去，而且还要提供相关安全保障。第二，不发展核武器、履行《不扩散条约》义务的国家有权和平利用核技术。第三，在签署《不扩散条约》时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达成协议，切实采取裁军行动。

在条约签署后的头30年里，不扩散机制有效地减少了国家对于核武器的需求，也对制造核武器所必需的原材料供应进行了限制。自冷战结束以来，该机制日益弱化，在推动核武器国家进行裁军方面，有效性大打折扣。20世纪90年代，无核武器国家已经感到非常失望，认为原有的条约方案不公平；它们也很愤怒，认为核武器国家在兑现承诺方面行动迟缓。这种失望和愤怒的情绪不断强化，削弱了讨价还价过程的潜力和阻止核武器扩散的国际努力。但是，在原有共识已经破裂的时候，成员国不应减少投入，而是要加大投入，付出更大的努力去阻止核材料、技术和武器的扩散。

尽管建立有效的核不扩散机制是美国的重大利益之所在，但是在过去七年里，美国采取的政策削弱了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全球共识，弱化了现有机制。虽然布什政府有所创新，制造了防扩散的新工具，例如2003年的《扩散安全倡议》（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但是却对履行自己的裁军承诺毫无兴趣。布什政府制定了一些重大决策，包括拒绝履行《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和早前对裁军的承诺、探讨制造新的短程弹头的可能性、将预防性战争和强制性政权更迭作为国家战略等，与此同时还不断发出要使用核武器的威胁。这些决策动摇了禁用上述武器的禁忌，损害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和国际安全保障者角色。同时，美国和俄罗斯关系的冷却使得两国是否会履行双边裁军承诺成了一个问题。

第二个核时代（2）

奥巴马总统必须做出决定，如何重建全球不扩散共识，并强化其机制。美国需要在武器控制问题上重新与俄罗斯进行接触，并就如何避免新一轮核武器和核技术竞赛与中国展开谈判。奥巴马政府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提供激励机制，使相关国家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