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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当然是非正义的一边。” “是不是也有做坏事的？” “也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奴役人怎么样呢？” “也有。” “尤苏戴莫斯，这些事都不能放在正义的一边了？” “如果把它们放在正义的一边那可就是怪事了。” “如果一个被推选当将领的人奴役一个非正义的敌国人民，我们是不是也能说他是非正义呢？” “当然不能。” “那末我们得说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了？” “当然。” “如果他在作战期间欺骗敌人，怎么样呢？” “这也是正义的”，尤苏戴莫斯回答。

“如果他偷窃，抢劫他们的财物，他所做的不也是正义的吗？” “当然是，不过，一起头我还以为你所问的都是关于我们的朋友哩”，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末，所有我们放在非正义一边的事，也都可以放在正义的一边了？”苏格拉底问。

“好象是这样。” “既然我们已经这样放了，我们就应该再给它划个界线：这一类的事做在敌人身上是正义的，但做在朋友身上，却是非正义的，对待朋友必须绝对忠诚坦白，你同意吗？”苏格拉底问。

“完全同意，”尤苏戴莫斯回答。

苏格拉底接下去又问道：“如果一个将领看到他的军队士齐消沉，就欺骗他们说，援军快要来了，因此，就制止了士齐的消沉，我们应该把这种欺骗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我看应该放在正义的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一个儿子需要服药，却不肯服，父亲就骗他，把药当饭给他吃，而由于用了这欺骗的方法竟使儿子恢复了健康，这种欺骗的行为又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我看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一个人因为朋友意气沮丧，怕他自杀，把他的剑或其它这一类的东西偷去或拿去，这种行为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当然，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苏格拉底又问道，“你是说，就连对于朋友也不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坦率行事的？” “的确不是”，尤苏戴莫斯回答，“如果你准许的话，我宁愿收回我已经说过的”。

“准许你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苏格拉底说，“因为这比把行为放得不正确要好得多”。“至于那些为了损害朋友而欺骗他们的人（这一点我们也不应弃置而不予以考虑），你想哪一个是比较地更非正义，是那些有意的呢，还是无意的呢？” “苏格拉底，我对于我自己的回答再也没有信心了，因为我先前所说的一切现在看起来都和我当时所想的不一样了。

尽管如此，我还要说，那有意说谎的比起无意说谎的人要更非正义些”。

“那末，你是不是认为有一种学习和认识正义的方法，正象有一种学习和认识文字的方法呢？” “我想有。” “你想哪一个更有学问些，是那有意写得不正确并念得不准确的人呢，还是那无意之中写得不正确、念得不准确的人呢？” “我以为是那有意的人，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够做得正确。” “那末，那有意写得不正确的人可能是有学问的人，但那无意写错的人则是没有学问的人？” “怎能是别样呢？” “是那有意说谎骗人的知道正义呢，还是那无意说谎、骗人的人呢？” “显然是那有意这样做的人。” “那末你是说，那知道怎样写和念的人比那不知道的人更有学问？” “是的。” “那末，那知道正义的人也是比那不知道的更正义些了？” “似乎是这样；可是我好象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 “但是，一个想说实话而总是说不准的人，当他指路的时候，时而说这条路是向东，时而又说它是向西；当他算账的时候，时而算得是多，时而又算得是少，你以为这样的人怎样呢？” “很显然，他以为自己知道的事，其实他并不知道。” “你知道有些人是叫作有奴性的人吗？” “知道。” “这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呢，还是因为无知？” “显然是因为无知。” “他们得到这样的称号，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打铁呢？” “当然不是”。

“那末，也许是因为不知道怎样做木匠活？” “也不是因为那个缘故。” “那末，是因为不会做鞋吧？” “都不是，因为恰好相反，大多数会做这类手艺的人都是些奴颜婢膝的人。” “那末，他们得到这种名称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于美、善和正义的无知呢？” “我想是这样。” “这样，我